第32章：第一轮循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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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月的第一天，火车站出站口的人流量恢复了正常。
春运结束了。那些背着蛇皮袋、拖着行李箱、怀里揣着几百块钱的人，又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。他们从河南来，从安徽来，从四川来，从贵州来。他们下了火车，走出出站口，第一眼看到的是发光的电子屏，第二眼是举着牌子的中介。牌子上写着“电子厂，包吃住，月薪6000”。红色的字，跟去年一样，跟前年一样。
有一个年轻人叫小杨，二十岁，第一次出远门。他在老家听同村的人说，这个城市工资高，一个月能挣五六千。他信了。他下了火车，在出站口被一个发传单的女人拦住了。女人穿着红色马甲，笑容很职业，说：“小伙子，找工作吗？我们这边是大厂，世界五百强，你看这个广告牌。”她指了指出站口上方那块巨大的广告牌，上面印着一个笑容灿烂的工人，竖起大拇指，背景是蓝白相间的厂房。小杨心动了。他跟着女人走了。
他不知道那块广告牌去年也被另一个人看过。那个人叫老赵，四十岁，在老家种了半辈子地。老赵看了广告牌，交了体检费，进了黑厂，干了二十一天，拿了五百三十八块，然后消失了。老赵后来去了哪里，没有人知道。但广告牌还在，笑容还在，中介还在。只是换了一个手机号，换了一个接电话的人。
小杨被带到了那条街。街口那棵歪脖子梧桐树还在，公告栏还在，但上面的纸已经换了，不再是“打击黑中介”的通告，而是一张“春风行动”招聘会的海报。海报上印着几个领导模样的照片，笑容满面，举着大红色的横幅。海报底下有一行小字：“咨询电话：12333”。那个电话，去年是打不通的，今年也打不通。但没有人会在意，因为没有人会去打。
小杨被带进了“迅捷劳务”。门口贴着红色传单，上面写着“月薪8000”。他交了380块体检费，200块工服押金，签了一份劳务协议。协议上写着“不存在劳动关系”“七天内离职无工资”。他没有看，因为他看不完，字太多了，时间太少了，门口还有人等着。他签完字，第二天被一辆白色金杯车拉到了一个工业区。车是白色的，漆面泛黄，后保险杠用铁丝缠着，左尾灯碎了，用红色胶带贴了个十字。那辆车跟去年那辆一模一样，也许就是同一辆，只是换了一个司机。
小杨被安排到一条流水线上，做手机摄像头的外壳组装。组长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嗓门大，说话带脏字。第一天，组长说：“干快点，别磨蹭。”第二天，流水线加速了。第三天，又加速了。第四天，小杨的手开始肿了。他咬着牙，没有停下来。他想到了家里等着他寄钱回去的父母，想到了那个广告牌上竖大拇指的工人。他觉得自己能行。
他不知道，去年有个叫李斌的人，也坐过那辆车，也签过那份合同，也在这条流水线上肿过手。李斌后来离开了工厂，去了餐厅洗碗，攒了一点钱，又被人骗了。他还在这个城市里，但已经不再相信任何广告牌了。他不会来提醒小杨，因为小杨不会信。每个人都要自己走一遍这条路，才会知道它通向哪里。
这条街上的中介还是那些人。吴胖子还在，他的店从“迅捷劳务”改成了“迅捷人力”，招牌换了，但里面的人没换。刘姓周的铺子还锁着，门上贴了一张“出租”的纸条，纸条已经褪色了，字迹模糊了，但没有人撕掉它，因为没有人记得它了。老赵的打印店还开着，他还在帮人复印身份证、打印简历，生意不咸不淡。他有时候会抬头看一眼街上来来往往的人，看到那些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人，他会低下头，继续整理他的纸张。他不会说什么，因为说了也没用。
阿强还在劳动局门口举牌子。牌子换了一块新的，上面的字重新描过了，黑漆漆的：“日结工没有工伤，没有社保，没有合同，没有尊严。”他已经站了大半年了，从冬天站到了春天。认识他的保安换了一批，新的保安会走过来问他在干什么，他就把牌子翻过来给他们看，背面写着“维权，请关注”。保安看了，摇摇头，走了。劳动局里面的人也能看到他，透过窗户，一个小小的人影，举着一块小小的牌子，像一棵长在水泥地上的树。
阿俊还在劳务市场门口蹲着。他的手还没有好，还是使不上劲。他每天凌晨四点来，抢不到活，就蹲到中午，然后回日租房睡觉。他还在掉头发，头顶已经秃了一块，他用一顶帽子遮着。帽子上印着一家公司的名字，是他在路边捡的。他不知道那家公司是做什么的，也不在乎。他只知道帽子能遮住秃头，能遮住太阳，能让他蹲在那里的时候不那么显眼。
三月的第一个周六，老韩路过劳务市场。他背着相机，穿着格子衬衫，戴着眼镜，看起来像一个知识分子。他在劳务市场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拍了几张照片，看到阿俊蹲在那里，犹豫了一下，没有走过去。他想起去年想采访阿俊的时候，阿俊说“采访了有用吗”。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，所以没有再问。他转身走了，走到公告栏前面，看到那张“春风行动”的海报，拿出手机拍了张照片，发了一条朋友圈，配文：“又到招聘旺季，愿每一个来这座城市的人都能找到一份靠谱的工作。”发完之后，他收起手机，去街角吃了一碗面。面的味道跟去年一样，价格涨了一块钱。
三月的第一个周日，“头套哥”发了一期新视频。他戴着黑色头套，用着变声器，站在一条陌生的街道上，背后是一家小中介的门头。他说：“家人们，这家‘好运人力’又开始骗人了。有人举报他们收体检费380，收完就不安排工作。大家记住了，别来这家。”视频发出去以后，点赞十万，评论五千。评论里有人说“头套哥牛逼”，有人说“又是黑中介”，有人说“这个举报电话打不通”。头套哥没有回复那条评论，因为他知道那个电话打不通。他也不想提，因为他提了也解决不了。
高老师也在同一天发了一期视频。他穿着白衬衫，坐在办公桌后面，面前摆着一杯茶，说：“今天我们讲一讲，签合同的时候要注意哪几个字眼。”他把“不存在劳动关系”“七天内离职无工资”“甲方所在地法院”这几个条款又讲了一遍，讲得很清楚，很专业。他的公司“天诚人才”还在往黑厂送人，但他觉得自己已经比那些小中介干净多了。他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跟自己说这句话，说了一年，已经信了。
三月的第一个星期一，小杨在流水线上晕倒了。不是因为他身体不好，是因为他三天没怎么吃饭。他的钱都交了体检费和押金，第一个月的工资还没发，他不敢花钱，每天只吃一顿。晕倒之后，组长让人把他抬到休息室，扔给他一个面包，说：“吃完了回去干活，别装病。”小杨吃了面包，坐了一会儿，站起来，回到流水线上。他的眼泪掉在那些摄像头外壳上，透明的，跟塑料粉末混在一起，看不出来。
他不知道自己会成为这个循环的一部分。他会在一个月后离开这个厂，拿着不到一千块的工资，蹲在劳务市场门口，跟阿俊一样。他会被另一个中介骗，会签另一份合同，会交另一笔体检费。他会在某个深夜给他妈打一个电话，说“妈，我挺好的”，然后挂掉，蹲在桥洞里哭。他不知道这些事已经发生在无数人身上，就像一张无限复制的试卷，每个人都要答一遍，没有人能抄到答案。
但他也许会不一样。也许他能遇到一个好工厂，一个不骗人的老板，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。也许他能在劳务市场抢到一个稳定的活，攒下一点钱，回老家开个小店，再也不回来了。也许。这个城市里每个打工人都抱着这个“也许”，就像买彩票的人相信自己能中奖一样。概率很小，但不是零。但正是这个概率，让这个循环永远转下去。每年都有人来，每年都有人走，来的人带着“也许”，走的人带着“算了”。来的人不知道走的人的故事，走的人懒得告诉来的人，因为他们知道说了也没用。
那条街上的梧桐树发了新芽。公告栏上的海报换了一张新的，旧的被风撕掉了。红色传单又印了一批新的，日期改了，内容没变。金杯车的尾灯还是用红色胶带贴着十字，司机换了一个，但还是叼着烟，还是喊着“物流园，分拣，要八个”。劳务市场门口还是蹲满了人，阿俊还在，阿水不在了，但多了小杨。
一切都像是去年，又像是前年，又像是大前年。时间在这条街上失去了意义，因为它一直在重复同一年。每一年都是“第一轮”，每一年都是“新一轮”。循环不需要起点，也不需要终点。它只需要有人来，有人被骗，有人离开，再来一批人。
小杨后来有没有走出这个循环，没有人知道。但那条街上的人都知道，只要火车站还有出站口，只要广告牌上还有人竖大拇指，只要传单上还印着“月薪8000”，就会有小杨。
他们叫他小杨，叫他小李，叫他小张，叫他小王。名字不一样，脸不一样，但故事是一样的。就像一台复印机，按一下按钮，出来一张一模一样的纸，再按一下，又出来一张。纸叠在一起，分不清哪张是哪年的。
第一轮。
循环结束。
循环开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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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运结束了。那些背着蛇皮袋、拖着行李箱、怀里揣着几百块钱的人，又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。他们从河南来，从安徽来，从四川来，从贵州来。他们下了火车，走出出站口，第一眼看到的是发光的电子屏，第二眼是举着牌子的中介。牌子上写着“电子厂，包吃住，月薪6000”。红色的字，跟去年一样，跟前年一样。
有一个年轻人叫小杨，二十岁，第一次出远门。他在老家听同村的人说，这个城市工资高，一个月能挣五六千。他信了。他下了火车，在出站口被一个发传单的女人拦住了。女人穿着红色马甲，笑容很职业，说：“小伙子，找工作吗？我们这边是大厂，世界五百强，你看这个广告牌。”她指了指出站口上方那块巨大的广告牌，上面印着一个笑容灿烂的工人，竖起大拇指，背景是蓝白相间的厂房。小杨心动了。他跟着女人走了。
他不知道那块广告牌去年也被另一个人看过。那个人叫老赵，四十岁，在老家种了半辈子地。老赵看了广告牌，交了体检费，进了黑厂，干了二十一天，拿了五百三十八块，然后消失了。老赵后来去了哪里，没有人知道。但广告牌还在，笑容还在，中介还在。只是换了一个手机号，换了一个接电话的人。
小杨被带到了那条街。街口那棵歪脖子梧桐树还在，公告栏还在，但上面的纸已经换了，不再是“打击黑中介”的通告，而是一张“春风行动”招聘会的海报。海报上印着几个领导模样的照片，笑容满面，举着大红色的横幅。海报底下有一行小字：“咨询电话：12333”。那个电话，去年是打不通的，今年也打不通。但没有人会在意，因为没有人会去打。
小杨被带进了“迅捷劳务”。门口贴着红色传单，上面写着“月薪8000”。他交了380块体检费，200块工服押金，签了一份劳务协议。协议上写着“不存在劳动关系”“七天内离职无工资”。他没有看，因为他看不完，字太多了，时间太少了，门口还有人等着。他签完字，第二天被一辆白色金杯车拉到了一个工业区。车是白色的，漆面泛黄，后保险杠用铁丝缠着，左尾灯碎了，用红色胶带贴了个十字。那辆车跟去年那辆一模一样，也许就是同一辆，只是换了一个司机。
小杨被安排到一条流水线上，做手机摄像头的外壳组装。组长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嗓门大，说话带脏字。第一天，组长说：“干快点，别磨蹭。”第二天，流水线加速了。第三天，又加速了。第四天，小杨的手开始肿了。他咬着牙，没有停下来。他想到了家里等着他寄钱回去的父母，想到了那个广告牌上竖大拇指的工人。他觉得自己能行。
他不知道，去年有个叫李斌的人，也坐过那辆车，也签过那份合同，也在这条流水线上肿过手。李斌后来离开了工厂，去了餐厅洗碗，攒了一点钱，又被人骗了。他还在这个城市里，但已经不再相信任何广告牌了。他不会来提醒小杨，因为小杨不会信。每个人都要自己走一遍这条路，才会知道它通向哪里。
这条街上的中介还是那些人。吴胖子还在，他的店从“迅捷劳务”改成了“迅捷人力”，招牌换了，但里面的人没换。刘姓周的铺子还锁着，门上贴了一张“出租”的纸条，纸条已经褪色了，字迹模糊了，但没有人撕掉它，因为没有人记得它了。老赵的打印店还开着，他还在帮人复印身份证、打印简历，生意不咸不淡。他有时候会抬头看一眼街上来来往往的人，看到那些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人，他会低下头，继续整理他的纸张。他不会说什么，因为说了也没用。
阿强还在劳动局门口举牌子。牌子换了一块新的，上面的字重新描过了，黑漆漆的：“日结工没有工伤，没有社保，没有合同，没有尊严。”他已经站了大半年了，从冬天站到了春天。认识他的保安换了一批，新的保安会走过来问他在干什么，他就把牌子翻过来给他们看，背面写着“维权，请关注”。保安看了，摇摇头，走了。劳动局里面的人也能看到他，透过窗户，一个小小的人影，举着一块小小的牌子，像一棵长在水泥地上的树。
阿俊还在劳务市场门口蹲着。他的手还没有好，还是使不上劲。他每天凌晨四点来，抢不到活，就蹲到中午，然后回日租房睡觉。他还在掉头发，头顶已经秃了一块，他用一顶帽子遮着。帽子上印着一家公司的名字，是他在路边捡的。他不知道那家公司是做什么的，也不在乎。他只知道帽子能遮住秃头，能遮住太阳，能让他蹲在那里的时候不那么显眼。
三月的第一个周六，老韩路过劳务市场。他背着相机，穿着格子衬衫，戴着眼镜，看起来像一个知识分子。他在劳务市场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拍了几张照片，看到阿俊蹲在那里，犹豫了一下，没有走过去。他想起去年想采访阿俊的时候，阿俊说“采访了有用吗”。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，所以没有再问。他转身走了，走到公告栏前面，看到那张“春风行动”的海报，拿出手机拍了张照片，发了一条朋友圈，配文：“又到招聘旺季，愿每一个来这座城市的人都能找到一份靠谱的工作。”发完之后，他收起手机，去街角吃了一碗面。面的味道跟去年一样，价格涨了一块钱。
三月的第一个周日，“头套哥”发了一期新视频。他戴着黑色头套，用着变声器，站在一条陌生的街道上，背后是一家小中介的门头。他说：“家人们，这家‘好运人力’又开始骗人了。有人举报他们收体检费380，收完就不安排工作。大家记住了，别来这家。”视频发出去以后，点赞十万，评论五千。评论里有人说“头套哥牛逼”，有人说“又是黑中介”，有人说“这个举报电话打不通”。头套哥没有回复那条评论，因为他知道那个电话打不通。他也不想提，因为他提了也解决不了。
高老师也在同一天发了一期视频。他穿着白衬衫，坐在办公桌后面，面前摆着一杯茶，说：“今天我们讲一讲，签合同的时候要注意哪几个字眼。”他把“不存在劳动关系”“七天内离职无工资”“甲方所在地法院”这几个条款又讲了一遍，讲得很清楚，很专业。他的公司“天诚人才”还在往黑厂送人，但他觉得自己已经比那些小中介干净多了。他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跟自己说这句话，说了一年，已经信了。
三月的第一个星期一，小杨在流水线上晕倒了。不是因为他身体不好，是因为他三天没怎么吃饭。他的钱都交了体检费和押金，第一个月的工资还没发，他不敢花钱，每天只吃一顿。晕倒之后，组长让人把他抬到休息室，扔给他一个面包，说：“吃完了回去干活，别装病。”小杨吃了面包，坐了一会儿，站起来，回到流水线上。他的眼泪掉在那些摄像头外壳上，透明的，跟塑料粉末混在一起，看不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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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他也许会不一样。也许他能遇到一个好工厂，一个不骗人的老板，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。也许他能在劳务市场抢到一个稳定的活，攒下一点钱，回老家开个小店，再也不回来了。也许。这个城市里每个打工人都抱着这个“也许”，就像买彩票的人相信自己能中奖一样。概率很小，但不是零。但正是这个概率，让这个循环永远转下去。每年都有人来，每年都有人走，来的人带着“也许”，走的人带着“算了”。来的人不知道走的人的故事，走的人懒得告诉来的人，因为他们知道说了也没用。
那条街上的梧桐树发了新芽。公告栏上的海报换了一张新的，旧的被风撕掉了。红色传单又印了一批新的，日期改了，内容没变。金杯车的尾灯还是用红色胶带贴着十字，司机换了一个，但还是叼着烟，还是喊着“物流园，分拣，要八个”。劳务市场门口还是蹲满了人，阿俊还在，阿水不在了，但多了小杨。
一切都像是去年，又像是前年，又像是大前年。时间在这条街上失去了意义，因为它一直在重复同一年。每一年都是“第一轮”，每一年都是“新一轮”。循环不需要起点，也不需要终点。它只需要有人来，有人被骗，有人离开，再来一批人。
小杨后来有没有走出这个循环，没有人知道。但那条街上的人都知道，只要火车站还有出站口，只要广告牌上还有人竖大拇指，只要传单上还印着“月薪8000”，就会有小杨。
他们叫他小杨，叫他小李，叫他小张，叫他小王。名字不一样，脸不一样，但故事是一样的。就像一台复印机，按一下按钮，出来一张一模一样的纸，再按一下，又出来一张。纸叠在一起，分不清哪张是哪年的。
第一轮。
循环结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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