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1章：公告里面的电话打不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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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贴出来那天，李斌是第一个看到的人之一。他刚从劳务市场出来，没抢到活，口袋里的钱只够吃一碗素面。他路过公告栏的时候，余光扫到那张红头文件，“打击黑中介”四个字让他停住了脚步。他挤进那四五个人中间，凑近了看。举报电话，12333。他把那串数字念了三遍，掏出手机存了进去。
他走到路边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拨了出去。
嘟——嘟——嘟——每一声都拉得很长，像一根被慢慢抽紧的线。第三声的时候，他以为要通了。第四声，第五声。然后一个女声响起：“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”他愣了一下。通话中。不是没人接，不是忙音，是正在通话中。他等了几秒钟，又拨了一遍。这次更快，只响了一声半，就直接进入了那个女声：“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。”
停机。
他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，看着屏幕上的号码，确认自己没有拨错。12333，五个数字，一个不多一个不少。他又拨了一遍。嘟——嘟——“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……”再拨。“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。”他站在路边，盯着那堵贴了公告的墙，手机握在手里，屏幕亮着，那五个数字安安稳稳地躺在拨号盘上，像一个永远不会被接通的承诺。
他不信邪。找了另一个地方，站在一棵树底下，信号满格，又拨了一遍。同样的流程：第一次正在通话中，第二次停机。他换了三个时间段打了十几次，每次都是一模一样的循环——通话中，停机，通话中，停机，像一个走不出去的迷宫。他不确定是手机的问题，还是信号的问题，还是这个号码本来就是这样。他问旁边一个也在看公告的人：“你打这个电话了吗？”那人说：“打了，打不通。”李斌说：“打不通是什么意思？”那人说：“就是打不通，忙音，没人接，自己试试就知道了。”说完就走了。
李斌又回到公告栏前，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。红头，红章，白纸黑字，上面印着“举报电话：12333”，看起来那么正规，那么可信。但那个号码在他的手机里存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已经被他标记为“无用”。他不是不想举报，是举报无门。那个门开着，但他走不进去，因为门上的锁是坏的，钥匙是假的，门上贴着的“欢迎光临”四个字已经被风吹掉了。
他想起了彩蛋十里的自己，想起了劳动监察窗口那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，想起了那个说“你这个金额太小”的女声。他已经经历过一次了，不想再经历第二次。但他还是想试试，万一呢？他把号码复制到另一个手机里，用朋友的手机打。朋友的手机是外地号，拨过去，通了——不是“正在通话中”，是真正的彩铃，那首“我相信我就是我”。他心跳加速，握紧手机，等了四十秒，然后被挂断了。再打，又是“正在通话中”。他用朋友的手机又拨了一次，这次响了十几声，然后一个男人接了：“喂？”李斌说：“你好，我要举报一个黑中介。”男人说：“你说。”李斌把中介的地址、名字、收了他八百块的事情说了一遍。男人听完，说：“你这个情况我们登记了，会安排人去查。”李斌问什么时候能查，男人说“这个不一定”，然后就挂了。他再打过去，又是“正在通话中”。他换回自己的手机，打过去，又是“已停机”。
他蹲在路边，把两个手机都放在膝盖上，一个自己的，一个朋友的。自己的打过去是停机，朋友的打过去能通，但通了也没用。他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，也许是运营商的系统出了问题，也许是那个号码设置了黑名单，也许根本就是随机性的——有些人能打通，有些人不能，有些时候能打通，有些时候不能。但他知道一件事：那个贴在公告栏上的电话，对某些人来说，是一堵墙。
阿强也打过那个电话。他在劳动局门口举了一个月的牌子，那张公告贴出来的时候，他正在马路对面喝水。他走过去看了看，把电话号码记了下来。他回到原来的位置，把牌子靠在身上，掏出手机拨了出去。嘟——“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……”再拨。“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。”他面无表情地把手机揣回兜里，继续举牌子。
他不是为了举报自己，他已经不需要举报了。他站在这就是为了让别人看到，但连那个专门用来举报的电话都打不通，他举着牌子又有多少人能看到呢？他把牌子举高了一点，上面的字已经被雨水冲得模糊了，但他没有重新描，因为他觉得模糊也好，模糊了就不会被人认出来，不会被人找麻烦。但模糊了，也看不清了。看不清了，还有什么用？
那条街上的中介都知道那个电话打不通。吴胖子知道，刘姓周知道，那个跑路了的救人的中介也知道。吴胖子有一次在店里跟朋友喝酒，喝到一半，有人提起那张公告。吴胖子笑了，说：“那个电话我打过，想举报一下隔壁那家抢我生意的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打不通。第一次说通话中，第二次说停机。我都怀疑那个电话是不是根本没装。”朋友说：“那你不怕被举报？”吴胖子说：“举报？用哪个电话举报？用那个打不通的？”他笑得更大声了，把杯中酒一饮而尽。
老韩也打过。他是记者，职业习惯。他看到那张公告的第一反应不是写稿子，而是掏出手机拨那个号码。第一次，通话中。第二次，停机。他换了个手机，换了张卡，再打。这次通了，一个女声接的，说“这里是劳动保障监察”。他说自己是记者，想了解一下专项整治行动的进展。女声说“你打错了，这个号码只接受投诉举报，不接受采访”。然后就挂了。他再打过去，又变成了“正在通话中”。他用第三张卡打，通了，换了另一个人接。他又说自己是记者，对方说“你等一下”，然后等了五分钟，没有人再回来。他挂了，再打，又是停机。
他后来写了一篇短文，标题叫《举报电话打不通的时候，公告还剩下什么？》，发在自己的公众号上，阅读量不到一千。没有人转发，没有人在意。他自己也觉得这篇写得没意思，因为打不通的电话太多了，不差这一个。
那个电话一直那样。有时候能通，有时候不能。能通的时候，你不一定能等到人接；等到人接了，你不一定能解决问题；解决了问题，你不一定能拿到钱；拿到了钱，你不一定还能再相信下一张公告。这个链条太长了，长到那张公告上的每一个字都被磨损了，读起来像一阵风。
阿俊没有打过那个电话。不是他不想打，是他不知道打了有什么用。他的手指还疼着，他还在日结市场里挣扎，他还在每天凌晨四点蹲在劳务市场门口等那一辆车。那张公告他见过，就在公告栏上，跟那些红色的传单贴在一起。他路过的时候看了一眼，觉得那上面的字离自己很远，远得像另一个世界的语言。“举报”“整治”“维护权益”——这些词对他来说太陌生了，陌生到他不知道该用什么姿势去拿起那个电话。
他把那张传单——红色的，月薪八千——揉成一团，扔在地上。公告栏上的白纸黑字也歪了，风吹起来，一角翘起，像一张正在脱落的膏药。底下的旧广告露了出来，是一个卖手机卡的，上面印着“月租十九，流量无限”。那张广告也是红色的。两条街上都是红色的，都是承诺，都是假的。
第二天，李斌路过那条街的时候，公告栏上那张红头文件已经不见了。被谁撕的、什么时候撕的、为什么撕的，他不知道。公告栏上换了一张新的，是“文明养犬倡议书”，上面印着一只笑得很开心的金毛犬。他站在那里看了几秒钟，然后把手机里存的那个号码删了。不是赌气，是不需要了。那个号码对他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，就像那张已经消失的公告一样，存在过，但跟不存在没什么区别。
他走到街口，看到“迅捷劳务”门口又排起了队。吴胖子叼着烟，喊着“一个一个来”。红色的传单发到了他面前，他没接。发传单的人把传单塞进他手里，他低头看了一眼，月薪八千，包吃包住，五险一金。他把传单叠成一个纸飞机，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。
纸飞机飞了两米，栽了下去。
那个电话还在公告栏上吗？不知道。但他知道，就算还在，也打不通。就算打通了，也解决不了。就算解决了，也只是他那八百块。还有千千万万个八百块，千千万万个打不通的电话，千千万万个被风吹掉的公告。
他走了。走得很慢，步子很大。他想走出这条街，走出这个城市，走出这个循环。但他知道，他走不出去的。明天他还会来，还会蹲在劳务市场门口，还会看到那张公告栏，还会想起那个打不通的电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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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走到路边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拨了出去。
嘟——嘟——嘟——每一声都拉得很长，像一根被慢慢抽紧的线。第三声的时候，他以为要通了。第四声，第五声。然后一个女声响起：“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”他愣了一下。通话中。不是没人接，不是忙音，是正在通话中。他等了几秒钟，又拨了一遍。这次更快，只响了一声半，就直接进入了那个女声：“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。”
停机。
他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，看着屏幕上的号码，确认自己没有拨错。12333，五个数字，一个不多一个不少。他又拨了一遍。嘟——嘟——“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……”再拨。“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。”他站在路边，盯着那堵贴了公告的墙，手机握在手里，屏幕亮着，那五个数字安安稳稳地躺在拨号盘上，像一个永远不会被接通的承诺。
他不信邪。找了另一个地方，站在一棵树底下，信号满格，又拨了一遍。同样的流程：第一次正在通话中，第二次停机。他换了三个时间段打了十几次，每次都是一模一样的循环——通话中，停机，通话中，停机，像一个走不出去的迷宫。他不确定是手机的问题，还是信号的问题，还是这个号码本来就是这样。他问旁边一个也在看公告的人：“你打这个电话了吗？”那人说：“打了，打不通。”李斌说：“打不通是什么意思？”那人说：“就是打不通，忙音，没人接，自己试试就知道了。”说完就走了。
李斌又回到公告栏前，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。红头，红章，白纸黑字，上面印着“举报电话：12333”，看起来那么正规，那么可信。但那个号码在他的手机里存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已经被他标记为“无用”。他不是不想举报，是举报无门。那个门开着，但他走不进去，因为门上的锁是坏的，钥匙是假的，门上贴着的“欢迎光临”四个字已经被风吹掉了。
他想起了彩蛋十里的自己，想起了劳动监察窗口那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，想起了那个说“你这个金额太小”的女声。他已经经历过一次了，不想再经历第二次。但他还是想试试，万一呢？他把号码复制到另一个手机里，用朋友的手机打。朋友的手机是外地号，拨过去，通了——不是“正在通话中”，是真正的彩铃，那首“我相信我就是我”。他心跳加速，握紧手机，等了四十秒，然后被挂断了。再打，又是“正在通话中”。他用朋友的手机又拨了一次，这次响了十几声，然后一个男人接了：“喂？”李斌说：“你好，我要举报一个黑中介。”男人说：“你说。”李斌把中介的地址、名字、收了他八百块的事情说了一遍。男人听完，说：“你这个情况我们登记了，会安排人去查。”李斌问什么时候能查，男人说“这个不一定”，然后就挂了。他再打过去，又是“正在通话中”。他换回自己的手机，打过去，又是“已停机”。
他蹲在路边，把两个手机都放在膝盖上，一个自己的，一个朋友的。自己的打过去是停机，朋友的打过去能通，但通了也没用。他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，也许是运营商的系统出了问题，也许是那个号码设置了黑名单，也许根本就是随机性的——有些人能打通，有些人不能，有些时候能打通，有些时候不能。但他知道一件事：那个贴在公告栏上的电话，对某些人来说，是一堵墙。
阿强也打过那个电话。他在劳动局门口举了一个月的牌子，那张公告贴出来的时候，他正在马路对面喝水。他走过去看了看，把电话号码记了下来。他回到原来的位置，把牌子靠在身上，掏出手机拨了出去。嘟——“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……”再拨。“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。”他面无表情地把手机揣回兜里，继续举牌子。
他不是为了举报自己，他已经不需要举报了。他站在这就是为了让别人看到，但连那个专门用来举报的电话都打不通，他举着牌子又有多少人能看到呢？他把牌子举高了一点，上面的字已经被雨水冲得模糊了，但他没有重新描，因为他觉得模糊也好，模糊了就不会被人认出来，不会被人找麻烦。但模糊了，也看不清了。看不清了，还有什么用？
那条街上的中介都知道那个电话打不通。吴胖子知道，刘姓周知道，那个跑路了的救人的中介也知道。吴胖子有一次在店里跟朋友喝酒，喝到一半，有人提起那张公告。吴胖子笑了，说：“那个电话我打过，想举报一下隔壁那家抢我生意的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打不通。第一次说通话中，第二次说停机。我都怀疑那个电话是不是根本没装。”朋友说：“那你不怕被举报？”吴胖子说：“举报？用哪个电话举报？用那个打不通的？”他笑得更大声了，把杯中酒一饮而尽。
老韩也打过。他是记者，职业习惯。他看到那张公告的第一反应不是写稿子，而是掏出手机拨那个号码。第一次，通话中。第二次，停机。他换了个手机，换了张卡，再打。这次通了，一个女声接的，说“这里是劳动保障监察”。他说自己是记者，想了解一下专项整治行动的进展。女声说“你打错了，这个号码只接受投诉举报，不接受采访”。然后就挂了。他再打过去，又变成了“正在通话中”。他用第三张卡打，通了，换了另一个人接。他又说自己是记者，对方说“你等一下”，然后等了五分钟，没有人再回来。他挂了，再打，又是停机。
他后来写了一篇短文，标题叫《举报电话打不通的时候，公告还剩下什么？》，发在自己的公众号上，阅读量不到一千。没有人转发，没有人在意。他自己也觉得这篇写得没意思，因为打不通的电话太多了，不差这一个。
那个电话一直那样。有时候能通，有时候不能。能通的时候，你不一定能等到人接；等到人接了，你不一定能解决问题；解决了问题，你不一定能拿到钱；拿到了钱，你不一定还能再相信下一张公告。这个链条太长了，长到那张公告上的每一个字都被磨损了，读起来像一阵风。
阿俊没有打过那个电话。不是他不想打，是他不知道打了有什么用。他的手指还疼着，他还在日结市场里挣扎，他还在每天凌晨四点蹲在劳务市场门口等那一辆车。那张公告他见过，就在公告栏上，跟那些红色的传单贴在一起。他路过的时候看了一眼，觉得那上面的字离自己很远，远得像另一个世界的语言。“举报”“整治”“维护权益”——这些词对他来说太陌生了，陌生到他不知道该用什么姿势去拿起那个电话。
他把那张传单——红色的，月薪八千——揉成一团，扔在地上。公告栏上的白纸黑字也歪了，风吹起来，一角翘起，像一张正在脱落的膏药。底下的旧广告露了出来，是一个卖手机卡的，上面印着“月租十九，流量无限”。那张广告也是红色的。两条街上都是红色的，都是承诺，都是假的。
第二天，李斌路过那条街的时候，公告栏上那张红头文件已经不见了。被谁撕的、什么时候撕的、为什么撕的，他不知道。公告栏上换了一张新的，是“文明养犬倡议书”，上面印着一只笑得很开心的金毛犬。他站在那里看了几秒钟，然后把手机里存的那个号码删了。不是赌气，是不需要了。那个号码对他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，就像那张已经消失的公告一样，存在过，但跟不存在没什么区别。
他走到街口，看到“迅捷劳务”门口又排起了队。吴胖子叼着烟，喊着“一个一个来”。红色的传单发到了他面前，他没接。发传单的人把传单塞进他手里，他低头看了一眼，月薪八千，包吃包住，五险一金。他把传单叠成一个纸飞机，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。
纸飞机飞了两米，栽了下去。
那个电话还在公告栏上吗？不知道。但他知道，就算还在，也打不通。就算打通了，也解决不了。就算解决了，也只是他那八百块。还有千千万万个八百块，千千万万个打不通的电话，千千万万个被风吹掉的公告。
他走了。走得很慢，步子很大。他想走出这条街，走出这个城市，走出这个循环。但他知道，他走不出去的。明天他还会来，还会蹲在劳务市场门口，还会看到那张公告栏，还会想起那个打不通的电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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