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28章 伦敦精英的恐慌！（千票加更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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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然，接下来几天，关于“法国佬索雷尔才是英国穷人的保护者”的报道，越来越多。
《帕尔摩尔报》登了一篇长文，标题是《两便士的绅士——索雷尔先生在伦敦》。
时隔一年，文章再次详细写了莱昂纳尔如何在弯镐酒吧读报、写信，如何帮助各色穷人。
还特别提到白教堂的请愿信，说这封信后来真的起了作用——
市政厅派人调查，确认卫生状况恶劣，拨款改善了供水；还特地在码头做好了隔离，没让霍乱扩散开。
文章最后写道：
【当一些报纸指责索雷尔先生用“腐蚀”英国青年时，他们似乎忘记了，这位法国作家在伦敦短暂停留期间，用他最宝贵的天赋——文字——帮助了许多英国最底层的人民。
他倾听他们的苦难，书写他们的心声，而且只收取微不足道的两便士。
这是否比在报纸上高谈“帝国精神”更体现人道价值？请读者自行判断。】
这篇文章被许多小报转载。
很快，伦敦的普通人——工人、小贩、主妇、学徒——都知道了：
那个写《加勒比海盗》的法国人，在伦敦时帮过很多穷人！
沿着泰晤士，分成了两个伦敦，互相之间都不理解对方。
西区的俱乐部里，绅士们不以为然。
“帮穷人写信？慈善行为值得赞赏，但这和他的危害是两码事。”
“那些小报就爱煽情。”
“底层民众容易被感动，一封信就让他们忘了大局！”
“这就是他们永远无法成为我们这样的精英的原因！”
但在东区、在南华克、在白教堂，人们的看法截然不同。
弯镐酒吧里，老吉米把《每日纪事报》的文章钉在墙上，每个进来的人都能看见。
肖恩·奥马拉每晚都来，看见那篇文章就笑：“这才是人话！”
他成了酒吧里的“权威”——因为文章里提到了他。
人们围着他问：“市政厅真来装水管了？”
肖恩·奥马拉伸出手，竖起三个指头：“真的！多了三个公共水龙头。虽然还不够，但比之前强。
至少取水的时候，大家不用打起来了。”
“是邦德先生那封信的功劳？”
“我不敢说全是。但信递上去，他们总得看一眼。看了，就知道情况多糟。
后来邦德先生身份暴露，报纸一报，他们压力大了，才肯掏钱。”
有人感慨：“一封信，能换来几个水龙头。那些老爷在议会吵半天，又换来啥？”
换来啥？他们不知道。他们只知道，自己的生活没变好。
工钱还是那么点，面包还是那么贵，房子还是那么破。
但至少，有人替他们说过话。而那个人叫“詹姆斯·邦德”，是个法国作家。
老比尔喝了口酒，又在叹气：“我儿子去印度前，也是个壮小伙。回来时，瘦得皮包骨，还少了条胳膊。
他说在印度，军官根本不拿他们当人。干活最累，打仗冲在最前面，饭还吃不饱。
为啥？因为他们是我们穷人家的孩子，哪怕死了残了，也没有人会在意。”
说到这里，他声音发抖：“那些老爷说皇家海军光荣。光荣在哪儿？
我儿子的光荣就是少条胳膊回来，连个像样的活儿都找不着！”
肖恩·奥马拉拍拍他的背：“都过去了。人活着就好。”
比尔摇头：“过不去。我每天晚上闭眼，就看见我儿子断胳膊的样子。
我就想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他们的孩子当军官，我的孩子当炮灰？
凭什么他们的孩子镀金回来升官发财，我的孩子残废回来等死？”
没人能回答。酒吧里静悄悄的，只有煤油灯芯偶尔噼啪作响。
最后汤姆·哈代开口：“所以咱们爱看《加勒比海盗》。因为故事里，杰克船长谁也不怕。
总督也好，军官也好，他敢耍，敢笑，敢骂。咱们做不到，但看看心里痛快。”
是啊，痛快！
现实里，他们得对工头点头哈腰，得对巡警赔笑脸，得对任何穿得比他们好的人保持恭敬。
可心里呢？心里憋着火！
《加勒比海盗》给了他们一个出口。看杰克把那些老爷耍得团团转，就像自己也在耍一样。
虽然只是片刻的幻想，但也够了。
面对舆论的反扑，《泰晤士报》不得不登了一篇回应文章。
文章承认莱昂纳尔·索雷尔在伦敦的“慈善行为”值得肯定，但坚持认为《加勒比海盗》的内容有害。
文章说，个人善举不能抵消作品对公众思想的潜在危害。并呼吁读者“理性看待”。
弯镐酒吧里，汤姆把文章读给大家听。
读完，肖恩·奥马拉笑出了声：“理性看待？意思是，邦德先生帮咱们是好的，但他写的故事是坏的。
咱们得分开看。你们分得开吗？反正我分不开。”
“是啊，分不开！”众人异口同声。
对他们来说，詹姆斯·邦德是一个整体。是那个耐心听他们唠叨、认真替他们写信的温柔绅士。
他一封信只收两便士，走时留下所有钱给了“老烟斗”的家人。
也是那个写出了福尔摩斯、写出了杰克船长的作家。
他们喜欢这个人，也喜欢他的故事。
因为他们从这个人的行为里，感受到尊重；从他的故事里，感受到解脱。
一个老酒客嘟囔：“他们就是想把邦德先生劈成两半。一半是慈善家，一半是坏作家。可邦德先生是一个人啊！”
是啊，一个人。
一个有才华、有同情心、愿意俯身倾听底层声音的人。
这样的人写的故事，怎么会是毒药？
他们不信！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圣詹姆斯街的卡尔顿俱乐部里，烟雾比平时更浓。
几个男人坐在皮椅里，面前放着威士忌，但没人喝。
他们刚看完今天的报纸——
《星报》上又登了一篇关于“詹姆斯·邦德”的报道，讲一个寡妇如何靠他写的信得到亲戚帮助。
亨利·卡文迪什放下报纸：“第五篇了！”他是下议院议员，保守党，五十多岁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
坐在他对面的爱德华·格雷不屑一顾：“小报就爱这种煽情故事。”他在外交部做事，年纪很轻。
出身政治世家的罗伯特·塞西尔开口了：“《每日纪事报》也跟进了。现在整个东区的穷鬼都在谈这个法国佬。”
俱乐部里一片沉默。
亨利端起杯子：“你们注意到没有？这些人说起索雷尔，口径一致得可怕。”
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码头工说他帮白教堂装水管。学徒说他帮忙娶到老婆。寡妇说他让亲戚伸出援手。
每个人说的都是‘他帮了我’——但重点不是帮了什么，而是态度。”
爱德华没听懂：“什么态度？”
“感恩的态度，一种集体的感恩。他们竟然对一个外国作家表现出某种忠诚。这不对劲。”
罗伯特点点头：“我同意。如果只是几个人说他好，那无所谓。但现在是一群人用同样的语气说同样的话——
‘邦德先生是好人’‘邦德先生懂我们’‘邦德先生和那些老爷不一样’。这让我感到不安。”
爱德华笑了：“你们是不是想太多了？底层民众一直有他们的英雄。罗宾汉，侠盗迪克……都是反抗权威的角色。”
亨利摇摇头：“不一样。罗宾汉和迪克都是几百年前的人。索雷尔是活生生的，刚在伦敦待过，帮他们写过信。
而且他有作品，每一期《良言》上，杰克·斯派洛都在戏耍皇家海军。
那些穷鬼看着，笑着，然后想起，‘写这个故事的邦德先生帮过我这样的穷人’。”
他露出忧虑的神色：“这就把虚构和现实连起来了。穷鬼们会把对作者的感激，转移到对角色的认同上。
他们会觉得，杰克船长戏耍军官是对的——因为写杰克的人，是站在他们这边的。”
俱乐部里安静了几秒。
亨利喝了口酒，又继续说：“而且现在有了作者的光环。底层民众相信索雷尔是好人，是帮过他们的人。
那么他写的故事，就有道德上的分量。他们会觉得，喜欢这个故事没错，因为写故事的人是好人。”
罗伯特轻声说：“法国人最擅长这个！”
一句话，让气氛彻底沉下去。
三个人都没说话，他们都是读过最好大学的上等人，都知道“这个”指什么。
法国大革命！
不单单是历史事件本身，而是它发生前的几十年，启蒙思想如何慢慢侵蚀旧制度权威的过程。
伏尔泰如何让人嘲笑教会，卢梭如何让人怀疑君主，狄德罗如何让人思考新的可能。
那些法国作家也没直接喊“革命”，他们就写写故事，写写戏剧，写写哲学。
他们让人笑，让人想，让人不再把旧秩序看作天经地义。
然后，等权威在人们心中已经成了笑话，推翻它就容易多了。
亨利低声说：“法国贵族最后悔的，不是没镇压起义，而是当初没警惕那些书，那些剧，那些让人发笑的故事。
等他们意识到危险时，人们已经不怕他们了！”
爱德华脸色严肃起来：“你觉得索雷尔在干同样的事？”
亨利站起身来，戴上了帽子：“想想看三个月前的巴黎，想想那本《老人与海》。最麻烦的是，我们没法公开反对。
怎么说？说‘不许喜欢一个海盗故事’？还是说‘不许感激一个帮过他们的人’？那会显得我们小气。”
爱德华问：“你要去哪儿？一会儿不是还要打桥牌吗？”
亨利摇摇头：“不了，我要去内政部，我得告诉他们这种变化究竟有多么危险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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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帕尔摩尔报》登了一篇长文，标题是《两便士的绅士——索雷尔先生在伦敦》。
时隔一年，文章再次详细写了莱昂纳尔如何在弯镐酒吧读报、写信，如何帮助各色穷人。
还特别提到白教堂的请愿信，说这封信后来真的起了作用——
市政厅派人调查，确认卫生状况恶劣，拨款改善了供水；还特地在码头做好了隔离，没让霍乱扩散开。
文章最后写道：
【当一些报纸指责索雷尔先生用“腐蚀”英国青年时，他们似乎忘记了，这位法国作家在伦敦短暂停留期间，用他最宝贵的天赋——文字——帮助了许多英国最底层的人民。
他倾听他们的苦难，书写他们的心声，而且只收取微不足道的两便士。
这是否比在报纸上高谈“帝国精神”更体现人道价值？请读者自行判断。】
这篇文章被许多小报转载。
很快，伦敦的普通人——工人、小贩、主妇、学徒——都知道了：
那个写《加勒比海盗》的法国人，在伦敦时帮过很多穷人！
沿着泰晤士，分成了两个伦敦，互相之间都不理解对方。
西区的俱乐部里，绅士们不以为然。
“帮穷人写信？慈善行为值得赞赏，但这和他的危害是两码事。”
“那些小报就爱煽情。”
“底层民众容易被感动，一封信就让他们忘了大局！”
“这就是他们永远无法成为我们这样的精英的原因！”
但在东区、在南华克、在白教堂，人们的看法截然不同。
弯镐酒吧里，老吉米把《每日纪事报》的文章钉在墙上，每个进来的人都能看见。
肖恩·奥马拉每晚都来，看见那篇文章就笑：“这才是人话！”
他成了酒吧里的“权威”——因为文章里提到了他。
人们围着他问：“市政厅真来装水管了？”
肖恩·奥马拉伸出手，竖起三个指头：“真的！多了三个公共水龙头。虽然还不够，但比之前强。
至少取水的时候，大家不用打起来了。”
“是邦德先生那封信的功劳？”
“我不敢说全是。但信递上去，他们总得看一眼。看了，就知道情况多糟。
后来邦德先生身份暴露，报纸一报，他们压力大了，才肯掏钱。”
有人感慨：“一封信，能换来几个水龙头。那些老爷在议会吵半天，又换来啥？”
换来啥？他们不知道。他们只知道，自己的生活没变好。
工钱还是那么点，面包还是那么贵，房子还是那么破。
但至少，有人替他们说过话。而那个人叫“詹姆斯·邦德”，是个法国作家。
老比尔喝了口酒，又在叹气：“我儿子去印度前，也是个壮小伙。回来时，瘦得皮包骨，还少了条胳膊。
他说在印度，军官根本不拿他们当人。干活最累，打仗冲在最前面，饭还吃不饱。
为啥？因为他们是我们穷人家的孩子，哪怕死了残了，也没有人会在意。”
说到这里，他声音发抖：“那些老爷说皇家海军光荣。光荣在哪儿？
我儿子的光荣就是少条胳膊回来，连个像样的活儿都找不着！”
肖恩·奥马拉拍拍他的背：“都过去了。人活着就好。”
比尔摇头：“过不去。我每天晚上闭眼，就看见我儿子断胳膊的样子。
我就想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他们的孩子当军官，我的孩子当炮灰？
凭什么他们的孩子镀金回来升官发财，我的孩子残废回来等死？”
没人能回答。酒吧里静悄悄的，只有煤油灯芯偶尔噼啪作响。
最后汤姆·哈代开口：“所以咱们爱看《加勒比海盗》。因为故事里，杰克船长谁也不怕。
总督也好，军官也好，他敢耍，敢笑，敢骂。咱们做不到，但看看心里痛快。”
是啊，痛快！
现实里，他们得对工头点头哈腰，得对巡警赔笑脸，得对任何穿得比他们好的人保持恭敬。
可心里呢？心里憋着火！
《加勒比海盗》给了他们一个出口。看杰克把那些老爷耍得团团转，就像自己也在耍一样。
虽然只是片刻的幻想，但也够了。
面对舆论的反扑，《泰晤士报》不得不登了一篇回应文章。
文章承认莱昂纳尔·索雷尔在伦敦的“慈善行为”值得肯定，但坚持认为《加勒比海盗》的内容有害。
文章说，个人善举不能抵消作品对公众思想的潜在危害。并呼吁读者“理性看待”。
弯镐酒吧里，汤姆把文章读给大家听。
读完，肖恩·奥马拉笑出了声：“理性看待？意思是，邦德先生帮咱们是好的，但他写的故事是坏的。
咱们得分开看。你们分得开吗？反正我分不开。”
“是啊，分不开！”众人异口同声。
对他们来说，詹姆斯·邦德是一个整体。是那个耐心听他们唠叨、认真替他们写信的温柔绅士。
他一封信只收两便士，走时留下所有钱给了“老烟斗”的家人。
也是那个写出了福尔摩斯、写出了杰克船长的作家。
他们喜欢这个人，也喜欢他的故事。
因为他们从这个人的行为里，感受到尊重；从他的故事里，感受到解脱。
一个老酒客嘟囔：“他们就是想把邦德先生劈成两半。一半是慈善家，一半是坏作家。可邦德先生是一个人啊！”
是啊，一个人。
一个有才华、有同情心、愿意俯身倾听底层声音的人。
这样的人写的故事，怎么会是毒药？
他们不信！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圣詹姆斯街的卡尔顿俱乐部里，烟雾比平时更浓。
几个男人坐在皮椅里，面前放着威士忌，但没人喝。
他们刚看完今天的报纸——
《星报》上又登了一篇关于“詹姆斯·邦德”的报道，讲一个寡妇如何靠他写的信得到亲戚帮助。
亨利·卡文迪什放下报纸：“第五篇了！”他是下议院议员，保守党，五十多岁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
坐在他对面的爱德华·格雷不屑一顾：“小报就爱这种煽情故事。”他在外交部做事，年纪很轻。
出身政治世家的罗伯特·塞西尔开口了：“《每日纪事报》也跟进了。现在整个东区的穷鬼都在谈这个法国佬。”
俱乐部里一片沉默。
亨利端起杯子：“你们注意到没有？这些人说起索雷尔，口径一致得可怕。”
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码头工说他帮白教堂装水管。学徒说他帮忙娶到老婆。寡妇说他让亲戚伸出援手。
每个人说的都是‘他帮了我’——但重点不是帮了什么，而是态度。”
爱德华没听懂：“什么态度？”
“感恩的态度，一种集体的感恩。他们竟然对一个外国作家表现出某种忠诚。这不对劲。”
罗伯特点点头：“我同意。如果只是几个人说他好，那无所谓。但现在是一群人用同样的语气说同样的话——
‘邦德先生是好人’‘邦德先生懂我们’‘邦德先生和那些老爷不一样’。这让我感到不安。”
爱德华笑了：“你们是不是想太多了？底层民众一直有他们的英雄。罗宾汉，侠盗迪克……都是反抗权威的角色。”
亨利摇摇头：“不一样。罗宾汉和迪克都是几百年前的人。索雷尔是活生生的，刚在伦敦待过，帮他们写过信。
而且他有作品，每一期《良言》上，杰克·斯派洛都在戏耍皇家海军。
那些穷鬼看着，笑着，然后想起，‘写这个故事的邦德先生帮过我这样的穷人’。”
他露出忧虑的神色：“这就把虚构和现实连起来了。穷鬼们会把对作者的感激，转移到对角色的认同上。
他们会觉得，杰克船长戏耍军官是对的——因为写杰克的人，是站在他们这边的。”
俱乐部里安静了几秒。
亨利喝了口酒，又继续说：“而且现在有了作者的光环。底层民众相信索雷尔是好人，是帮过他们的人。
那么他写的故事，就有道德上的分量。他们会觉得，喜欢这个故事没错，因为写故事的人是好人。”
罗伯特轻声说：“法国人最擅长这个！”
一句话，让气氛彻底沉下去。
三个人都没说话，他们都是读过最好大学的上等人，都知道“这个”指什么。
法国大革命！
不单单是历史事件本身，而是它发生前的几十年，启蒙思想如何慢慢侵蚀旧制度权威的过程。
伏尔泰如何让人嘲笑教会，卢梭如何让人怀疑君主，狄德罗如何让人思考新的可能。
那些法国作家也没直接喊“革命”，他们就写写故事，写写戏剧，写写哲学。
他们让人笑，让人想，让人不再把旧秩序看作天经地义。
然后，等权威在人们心中已经成了笑话，推翻它就容易多了。
亨利低声说：“法国贵族最后悔的，不是没镇压起义，而是当初没警惕那些书，那些剧，那些让人发笑的故事。
等他们意识到危险时，人们已经不怕他们了！”
爱德华脸色严肃起来：“你觉得索雷尔在干同样的事？”
亨利站起身来，戴上了帽子：“想想看三个月前的巴黎，想想那本《老人与海》。最麻烦的是，我们没法公开反对。
怎么说？说‘不许喜欢一个海盗故事’？还是说‘不许感激一个帮过他们的人’？那会显得我们小气。”
爱德华问：“你要去哪儿？一会儿不是还要打桥牌吗？”
亨利摇摇头：“不了，我要去内政部，我得告诉他们这种变化究竟有多么危险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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