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15章 莱昂纳尔的新连载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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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莱昂纳尔对这场占领运动不看好,但是他也不想看到一群受他影响的市民真的死在那里。
他的目的也从来不是为示威者争取胜利,因为胜利根本不可能,1882年的法兰西也不存在暴力革命的民意基础。
这次行动是为政客们制造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:
如果你们选择镇压,你们面对的将不只是无名的人群,而是一个被记录、被注视、将被写入公共记忆的场面。
某种程度上,莱昂纳尔和其他在场的艺术家在替国家承担道德成本,迫使它不要按习惯,用最廉价的方式解决问题。
那就是暴力镇压,派军队,开枪,抓人,完事。成本低,效率高,而且“有效”。
但如果有几十个作家、画家、诗人在旁边看着,在画,在写,在记……那成本就高了。
政客得考虑自己会不会成为历史里的恶人,会被后人唾骂。这个成本,他们付不起。
但这也是有限度的,艺术家们只能逼政客们不流血,不能逼他们彻底让步。
因为彻底让步的成本更高——那会动摇整个制度。
而动摇制度的成本,他们宁可流血也不会付!
所以在历史即将以最粗暴方式碾过普通人时,艺术家们一起伸出手按住了双方。
煽动占领者去死,艺术家们负不起那个责;劝说他们回家,艺术家们没那个资格。
所以他们只有站在那儿,看着,让双方都知道有人在看。
莱昂纳尔认为,这是他们在昨天那种情况下唯一能做的,也是唯一应该做的。
在几人分开之前,左拉问了最后一个问题:“那如果……如果有一天,真的有一场有可能胜利的斗争呢?
有组织,有纲领,有策略,有力量。那时候我们还只是看着吗?”
莱昂纳尔沉默了很久,才开口:“到那时,我们会知道该做什么。但现在不是那时。现在只是一群人因为一时的绝望而聚集,而绝望本身不是武器。
而且,真正有胜利可能的斗争,也不需要我们站在高处看,它会自己找到路的!”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公社以后,巴黎第一场大规模的市民占领运动,引发的震动当然远不止几个作家的感慨。
《费加罗报》头版社论的标题是《一场没有流血的对话》。
文章写得很长,详细描述了对峙的过程、艺术家的出现、政府的回应、议会的决议、人群的散去。
文章最后写道:
【这是共和国第一次在金融灾难面前,没有选择沉默或者逃避,而是选择了对话与调查。
也许调查不会有理想的结果,但至少,程序启动了。而启动程序本身,就是承认公民有权质问,有权要求解释。】
《小巴黎人报》的标题更直接,《艺术的力量》。
文章聚焦在艺术家们身上,尤其是莱昂纳尔·索雷尔和他的《老人与海》。
文章写道:
【当银行外墙挂上那幅《老人与海》的海报时,这场运动就变成了艺术与政治的碰撞。
索雷尔先生没有说一句话,但他的存在,他的作品,已经为这场运动赋予了崇高的意义。
这是文学影响社会、影响国家的典范事件——它为普通人提供了一种能够理解并表达自身处境的方式。】
《共和国报》相对保守,标题是《危机暂时缓解,而考验刚刚开始》。
文章提醒读者,调查才刚刚开始,真正的难题在后面。
但文章也承认,占领运动能以和平收场“出乎意料”,并且“为未来处理类似危机提供了某种先例”。
《高卢人报》最阴阳怪气,标题是《艺术家们的新舞台》。
文章暗指左拉、索雷尔等人利用危机刷存在感,把严肃的政治经济问题变成了“个人表演”。
但即使这样,文章也不得不承认,这场“表演”确实起到了作用——政府不敢动武了。
这些报纸在咖啡馆、酒馆、沙龙里传阅。人们读着,议论着……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占领运动结束后的几周里,随着舆论的发酵,巴黎的政治空气发生了微妙的转变。
那些留在波旁宫,没有逃跑的部长们,夏尔·德·弗雷西内、阿道夫·科什布吕、儒勒·费里,站在了道德高地上!
报纸对他们的评价不乏溢美之词。
《费加罗报》在一篇评论中写道:【他们是在最危险的时刻,没有犯错的人。】
这句话很快传开了。
“没有犯错”这个评价在第三共和国的政坛上,简直像是勋章!
在这里,政客们通常的成就是“犯的错比别人少一点”。
而现在,竟然有人被公认“没有犯错”?
总理弗雷西内很聪明地利用了这一点。
他在议会发表演讲时说:“在那个夜晚,我们面临选择——是动用武力,维持所谓的‘秩序’,还是相信共和国的制度,相信对话与程序的力量?
我们选择了后者。不是因为软弱,而是因为相信——相信这个国家有能力在不流血的情况下解决自己的问题!”
议员们献上了热烈的掌声,就连反对派的议员也不敢公开抨击他。
现在谁要是说“应该镇压”,第二天就会被报纸骂成“嗜血的屠夫”。
谁要是说“让步太多”,就会被质问:“那你当时在哪里?在去瑞士的马车上吗?还是在去英国的轮船上?”
逃跑的部长们成了反面教材。
财政部长马蒂厄第一个撑不住了,调查委员会成立后,他就提交了辞呈,措辞很委婉,说是“因健康原因”。
《共和国报》直接戳穿:
【马蒂厄先生的健康,是在看到军队放下枪时才突然恶化的。】
内政部长勒费弗尔多撑了一周。
但议会里开始有声音要求传唤他,质问为什么警察厅在危机初期反应迟缓。
他嗅到了危险,也辞职了。
商业部长古安和海军部长贝尔热还在硬撑,但日子很难过。
每次他们出现在议会,都会遭到尖锐的质问。
农业部长马尼耶试图辩解,说自己去乡下是“视察农业”,是“工作需要”。
但马上有记者挖出他根本没去农业省,而是去了沿海的度假小镇。
《小日报》讽刺道:【马尼耶部长是在视察沙滩农业吗?】
权力真空出现后,总理弗雷西内迅速以“维持政府稳定”为由,临时兼任了财政部长。
科什布吕在陆军部地位更加稳固——因为第13步兵团在危机中保持了克制,这成了他的政绩。
儒勒·费里本来就声望很高,现在更是被视作“理性的声音”,无数议员都向他献上了自己的忠诚。
所有人都知道他回归总理宝座的脚步又快了一程。
科什布吕在一次私下聚会中得意地说:“我们现在是必不可少的!”
儒勒·费里提醒他:“但也只是现在。调查委员会一旦正式运转,就会有自己的动力。
那些议员不会一直听我们的。”
弗雷西内自信地说:“委员会的名额,将会由我们来决定!”
儒勒·费里点点头,纵使他城府再深,此刻也露出了笑容。
调查委员会还只是个框架,但具体怎么调查、传唤谁、看什么文件,都还没定。
委员会需要工作人员,律师、会计师、调查员、书记员……这些职位都要人。
谁提名,谁任命,谁控制?
委员会也需要决定调查重点,是盯着“联合总公司”的欺诈,还是审查整个年金监管体系?
是追究个人责任,还是建议制度改革?侧重点不同,结果就不同。
一场新的权力游戏开始了,议会各派系开始角力。
激进共和派想要彻底调查,挖出所有丑闻;温和共和派想控制范围,避免动摇金融体系。
保守派想保护银行家,但又不敢公开说,只能暗中运作……
每个人都想从这场危机中捞点东西,权力、职位、预算、名声……一切都可以交易!
法兰西似乎变了一点,又似乎一点没变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政府和议会的承诺,在法律和官僚的轨道上缓慢爬行。
议会那个“特别调查委员会”果然成立了,名字很长,阵仗很大。
报纸上偶尔会登出某某官员被传唤的消息,或者委员会又开了第几次会议。
讨论是激烈的,报告是漫长的,结论是迟迟不出的。
跑去伦敦的董事们自然没有回来。
一些小银行倒闭了,更多银行收缩了信贷。
年金不再暴跌,流通市价回升了一些,但到79法郎后就开始上下浮动,远未回到从前。
损失似乎被定格了,成了既成事实。
大多数人接受了这个事实,抱怨还在,但声音低了,生活总要继续。
该上班的上班,该开店的开店,该算计着过日子的,依旧精打细算。
五月的对峙像一场高烧,烧退了,留下的是疲倦和认命的清醒,除了继续往前,似乎别无他法。
沙龙里还在谈论那件事,但话题渐渐从“鲨鱼”和“赔偿”,转向了更风花雪月的内容——
最新的歌剧,某位伯爵夫人的绯闻,或者夏季度假地的选择。
偶尔有人提起莱昂纳尔和那些艺术家“居高临下”的见证,但这也渐渐成了谈资的一部分,不再具有冲击力。
直到六月中旬的一个早晨……
初夏的阳光很好,透过梧桐树叶洒下斑驳的光点。
报童的叫卖声比平时更响亮些,通常这是因为报纸上又有能催动销量的内容了——
“看报!看报!《小巴黎人报》!索雷尔先生新作开始连载!”
“莱昂纳尔·索雷尔最新连载!今日首发!”
声音传进咖啡馆,传进面包店,传进敞着窗户的公寓。
路上行人愣了一下,买报的手顿在空中。
又来了?
一家咖啡馆里,几个常客正吃着早餐。
喊声传进来时,一个戴眼镜的先生刚把涂了黄油的面包送进嘴里。
他正在咀嚼的嘴巴停住了,和桌对面的人对视一眼。
“索雷尔?新?”
“这才消停多久?”
“老天,他又想干什么?”
“去年圣诞节是《咖啡馆》,今年是《太阳照升起》,还有《老人与海》……”
“他以前不是挺好吗?写的都是让人愉快的东西,现在是怎么了?”
“听说他老跟左拉他们在一起,难免受影响。”
抱怨归抱怨,两人的都手却都不由自主地摸向硬币……
很快,一份《小巴黎人报》摊在了桌布上。
一开始,戴眼镜的先生还心怀忐忑,生怕莱昂纳尔又在哪里戳自己的心窝子一刀。
但很快,他就狠狠拍了下桌子,赞叹道:
“这才是!这才是故事!这才是索雷尔!”
(二更结束,求月票!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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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次行动是为政客们制造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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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种程度上,莱昂纳尔和其他在场的艺术家在替国家承担道德成本,迫使它不要按习惯,用最廉价的方式解决问题。
那就是暴力镇压,派军队,开枪,抓人,完事。成本低,效率高,而且“有效”。
但如果有几十个作家、画家、诗人在旁边看着,在画,在写,在记……那成本就高了。
政客得考虑自己会不会成为历史里的恶人,会被后人唾骂。这个成本,他们付不起。
但这也是有限度的,艺术家们只能逼政客们不流血,不能逼他们彻底让步。
因为彻底让步的成本更高——那会动摇整个制度。
而动摇制度的成本,他们宁可流血也不会付!
所以在历史即将以最粗暴方式碾过普通人时,艺术家们一起伸出手按住了双方。
煽动占领者去死,艺术家们负不起那个责;劝说他们回家,艺术家们没那个资格。
所以他们只有站在那儿,看着,让双方都知道有人在看。
莱昂纳尔认为,这是他们在昨天那种情况下唯一能做的,也是唯一应该做的。
在几人分开之前,左拉问了最后一个问题:“那如果……如果有一天,真的有一场有可能胜利的斗争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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莱昂纳尔沉默了很久,才开口:“到那时,我们会知道该做什么。但现在不是那时。现在只是一群人因为一时的绝望而聚集,而绝望本身不是武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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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社以后,巴黎第一场大规模的市民占领运动,引发的震动当然远不止几个作家的感慨。
《费加罗报》头版社论的标题是《一场没有流血的对话》。
文章写得很长,详细描述了对峙的过程、艺术家的出现、政府的回应、议会的决议、人群的散去。
文章最后写道:
【这是共和国第一次在金融灾难面前,没有选择沉默或者逃避,而是选择了对话与调查。
也许调查不会有理想的结果,但至少,程序启动了。而启动程序本身,就是承认公民有权质问,有权要求解释。】
《小巴黎人报》的标题更直接,《艺术的力量》。
文章聚焦在艺术家们身上,尤其是莱昂纳尔·索雷尔和他的《老人与海》。
文章写道:
【当银行外墙挂上那幅《老人与海》的海报时,这场运动就变成了艺术与政治的碰撞。
索雷尔先生没有说一句话,但他的存在,他的作品,已经为这场运动赋予了崇高的意义。
这是文学影响社会、影响国家的典范事件——它为普通人提供了一种能够理解并表达自身处境的方式。】
《共和国报》相对保守,标题是《危机暂时缓解,而考验刚刚开始》。
文章提醒读者,调查才刚刚开始,真正的难题在后面。
但文章也承认,占领运动能以和平收场“出乎意料”,并且“为未来处理类似危机提供了某种先例”。
《高卢人报》最阴阳怪气,标题是《艺术家们的新舞台》。
文章暗指左拉、索雷尔等人利用危机刷存在感,把严肃的政治经济问题变成了“个人表演”。
但即使这样,文章也不得不承认,这场“表演”确实起到了作用——政府不敢动武了。
这些报纸在咖啡馆、酒馆、沙龙里传阅。人们读着,议论着……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占领运动结束后的几周里,随着舆论的发酵,巴黎的政治空气发生了微妙的转变。
那些留在波旁宫,没有逃跑的部长们,夏尔·德·弗雷西内、阿道夫·科什布吕、儒勒·费里,站在了道德高地上!
报纸对他们的评价不乏溢美之词。
《费加罗报》在一篇评论中写道:【他们是在最危险的时刻,没有犯错的人。】
这句话很快传开了。
“没有犯错”这个评价在第三共和国的政坛上,简直像是勋章!
在这里,政客们通常的成就是“犯的错比别人少一点”。
而现在,竟然有人被公认“没有犯错”?
总理弗雷西内很聪明地利用了这一点。
他在议会发表演讲时说:“在那个夜晚,我们面临选择——是动用武力,维持所谓的‘秩序’,还是相信共和国的制度,相信对话与程序的力量?
我们选择了后者。不是因为软弱,而是因为相信——相信这个国家有能力在不流血的情况下解决自己的问题!”
议员们献上了热烈的掌声,就连反对派的议员也不敢公开抨击他。
现在谁要是说“应该镇压”,第二天就会被报纸骂成“嗜血的屠夫”。
谁要是说“让步太多”,就会被质问:“那你当时在哪里?在去瑞士的马车上吗?还是在去英国的轮船上?”
逃跑的部长们成了反面教材。
财政部长马蒂厄第一个撑不住了,调查委员会成立后,他就提交了辞呈,措辞很委婉,说是“因健康原因”。
《共和国报》直接戳穿:
【马蒂厄先生的健康,是在看到军队放下枪时才突然恶化的。】
内政部长勒费弗尔多撑了一周。
但议会里开始有声音要求传唤他,质问为什么警察厅在危机初期反应迟缓。
他嗅到了危险,也辞职了。
商业部长古安和海军部长贝尔热还在硬撑,但日子很难过。
每次他们出现在议会,都会遭到尖锐的质问。
农业部长马尼耶试图辩解,说自己去乡下是“视察农业”,是“工作需要”。
但马上有记者挖出他根本没去农业省,而是去了沿海的度假小镇。
《小日报》讽刺道:【马尼耶部长是在视察沙滩农业吗?】
权力真空出现后,总理弗雷西内迅速以“维持政府稳定”为由,临时兼任了财政部长。
科什布吕在陆军部地位更加稳固——因为第13步兵团在危机中保持了克制,这成了他的政绩。
儒勒·费里本来就声望很高,现在更是被视作“理性的声音”,无数议员都向他献上了自己的忠诚。
所有人都知道他回归总理宝座的脚步又快了一程。
科什布吕在一次私下聚会中得意地说:“我们现在是必不可少的!”
儒勒·费里提醒他:“但也只是现在。调查委员会一旦正式运转,就会有自己的动力。
那些议员不会一直听我们的。”
弗雷西内自信地说:“委员会的名额,将会由我们来决定!”
儒勒·费里点点头,纵使他城府再深,此刻也露出了笑容。
调查委员会还只是个框架,但具体怎么调查、传唤谁、看什么文件,都还没定。
委员会需要工作人员,律师、会计师、调查员、书记员……这些职位都要人。
谁提名,谁任命,谁控制?
委员会也需要决定调查重点,是盯着“联合总公司”的欺诈,还是审查整个年金监管体系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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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场新的权力游戏开始了,议会各派系开始角力。
激进共和派想要彻底调查,挖出所有丑闻;温和共和派想控制范围,避免动摇金融体系。
保守派想保护银行家,但又不敢公开说,只能暗中运作……
每个人都想从这场危机中捞点东西,权力、职位、预算、名声……一切都可以交易!
法兰西似乎变了一点,又似乎一点没变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政府和议会的承诺,在法律和官僚的轨道上缓慢爬行。
议会那个“特别调查委员会”果然成立了,名字很长,阵仗很大。
报纸上偶尔会登出某某官员被传唤的消息,或者委员会又开了第几次会议。
讨论是激烈的,报告是漫长的,结论是迟迟不出的。
跑去伦敦的董事们自然没有回来。
一些小银行倒闭了,更多银行收缩了信贷。
年金不再暴跌,流通市价回升了一些,但到79法郎后就开始上下浮动,远未回到从前。
损失似乎被定格了,成了既成事实。
大多数人接受了这个事实,抱怨还在,但声音低了,生活总要继续。
该上班的上班,该开店的开店,该算计着过日子的,依旧精打细算。
五月的对峙像一场高烧,烧退了,留下的是疲倦和认命的清醒,除了继续往前,似乎别无他法。
沙龙里还在谈论那件事,但话题渐渐从“鲨鱼”和“赔偿”,转向了更风花雪月的内容——
最新的歌剧,某位伯爵夫人的绯闻,或者夏季度假地的选择。
偶尔有人提起莱昂纳尔和那些艺术家“居高临下”的见证,但这也渐渐成了谈资的一部分,不再具有冲击力。
直到六月中旬的一个早晨……
初夏的阳光很好,透过梧桐树叶洒下斑驳的光点。
报童的叫卖声比平时更响亮些,通常这是因为报纸上又有能催动销量的内容了——
“看报!看报!《小巴黎人报》!索雷尔先生新作开始连载!”
“莱昂纳尔·索雷尔最新连载!今日首发!”
声音传进咖啡馆,传进面包店,传进敞着窗户的公寓。
路上行人愣了一下,买报的手顿在空中。
又来了?
一家咖啡馆里,几个常客正吃着早餐。
喊声传进来时,一个戴眼镜的先生刚把涂了黄油的面包送进嘴里。
他正在咀嚼的嘴巴停住了,和桌对面的人对视一眼。
“索雷尔?新?”
“这才消停多久?”
“老天,他又想干什么?”
“去年圣诞节是《咖啡馆》,今年是《太阳照升起》,还有《老人与海》……”
“他以前不是挺好吗?写的都是让人愉快的东西,现在是怎么了?”
“听说他老跟左拉他们在一起,难免受影响。”
抱怨归抱怨,两人的都手却都不由自主地摸向硬币……
很快,一份《小巴黎人报》摊在了桌布上。
一开始,戴眼镜的先生还心怀忐忑,生怕莱昂纳尔又在哪里戳自己的心窝子一刀。
但很快,他就狠狠拍了下桌子,赞叹道:
“这才是!这才是故事!这才是索雷尔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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