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345章 七个名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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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克定把第七枚胸针放回丝绒托盘里的时候，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会议室的四面投影还亮着，那些超越时代至少两百年的技术方案像一座座沉默的金山，悬浮在半空中，等待被人开采。他关掉投影，整间屋子陷入短暂的黑暗，然后感应灯亮起来，把房间照成一片冷白色。
他在这间会议室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，面前的A4纸上写了十七个名字。十七个来自全球各地的顶尖人才——核聚变专家、航天材料科学家、量子通信工程师、生物医学权威——每一个都是各自领域里站在金字塔尖的人物。但十七个名字，他划掉了十五个。
划掉不是因为能力不行。是因为他忽然意识到，他需要的不是最聪明的大脑，而是最扛得住真相的人。聪明人在真相面前也会崩溃，而那些崩溃过又爬起来的人，才知道怎么在深渊里继续往前走。
笑媚娟是中午推门进来的。她把一沓厚厚的背景调查报告放在桌上，然后在他对面坐下。她今天穿了一套藏青色的西装裙，头发盘起来，露出线条利落的下颌线。那双眼睛带着一种不容易被察觉的疲色——她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三十个小时，从昨天凌晨神启摊牌到现在，一分钟都没合过眼。
“筛选结果出来了。全球范围初筛符合条件的有十六个人。”她说，用手指点了点那沓报告，“我按优先级排了序。”
毕克定翻开第一页。排在第一位的名字是陈远山，照片上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穿着白大褂，站在一间堆满仪器的实验室里，发际线后退得厉害，但目光如炬。简历栏密密麻麻地列着他在核聚变领域取得的成就——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的核心设计者之一、中国“东方超环”装置的技术总顾问、普林斯顿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前首席研究员。翻开社会关系那一栏，简短的几行字让毕克定停了目光——三年前因举报军方挪用科研经费，被调离项目组，发配到西部一所地方大学教本科生基础物理。
照片上的那双眼睛平静而沉郁，像是一把封在鞘里的刀。
毕克定把这个名字单独圈了出来。
“这个人在体制内被打压得很惨，”笑媚娟说，“但他在圈内的声望反而因为这件事更高了。国内核聚变领域真正懂技术的人不多，他是其中最有实战经验的一个。”
毕克定没有立刻表态。他翻开第二页。排在第二位的是德国人埃里克·瓦格纳，欧洲航天局退役的火箭工程师，因为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公开反对与俄罗斯的联合军事卫星项目，被提前终止了合同。第三位是日本生物学家松本香织，干细胞再生医学领域的开拓者，因拒绝将研究成果用于非法人体实验而被同行孤立。
毕克定一页一页翻过去。每个人都是各自领域里最顶尖的那一小撮人，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类似的印记——他们都曾因坚持某种底线或原则而付出了惨重的职业代价。笑媚娟在筛选标准上做得很聪明。她没有选那些履历最完美的，她选的是那些曾被迫在原则和利益之间做过选择的人。这种人未必最聪明，但一定最扛得住。
但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划掉了十五个名字。最后纸上只剩下两个——陈远山，和一个名字还没写上去、他不知道该不该写的人。
“还有一个人选，”毕克定说，“但你可能会反对。”
笑媚娟抬头看他。她注意到他说话的语气变了——不是平时下命令时那种果决，而是带着一丝犹豫。跟毕克定共事了这么久，她知道这个能让全球商界闻风丧胆的男人，只有在面对一种人的时候才会露出这种语气。
“孔雪娇的前男友。”毕克定说。
笑媚娟的眉头动了一下。不是惊讶，是那种“我果然没猜错”的表情。孔雪娇那个前男友，她听说过——当年因为举报自己导师学术造假，被整个行业封杀，最后连工作都找不到。孔雪娇跟他分手之后到处说他是“一根筋的傻子”，毕克定当初在公司茶水间里听到这些闲话时，还默默记了一笔。
“他叫什么来着？何东——”
“何东来。”毕克定说，“现在在深圳一家小厂里当质检员。他学的是高能物理，博士。当年那篇论文如果能发出来，国内的量子通信研究至少能提前三年。但他导师剽窃了他的数据，他举报了，导师的人脉反手把他弄出了学术界。”
“你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他的？”
“三个月前。就是咱们把孔雪娇和她那个富二代男朋友的公司收购之后。”毕克定靠在椅背上，“我当时就是想看看，让她甩掉的前一任是什么样的。结果发现是个被埋没的人才。”
笑媚娟沉默了片刻。她知道毕克定不是在征求她的意见，他只是在告诉她一个决定。这个人有一种奇怪的执念——他看人的标准和别人不一样。他不看履历光鲜不光鲜，他看一个人在谷底时的样子。他自己就是从谷底爬出来的，他觉得摔过的人比没摔过的人更值得信任。
“还有一个名额，”笑媚娟说，“你打算留给谁？”
毕克定没有回答。他拿起那七枚胸针中的一枚，放在手心里。铜色的金属在灯光下泛着幽暗的光泽，分量很轻，轻到几乎让人怀疑它能不能承载那么重的使命。他想到了一个人，但他不确定这个人愿不愿意来。那个人不在任何一份人才库里，不在这间会议室的讨论范围之内。她只在他的记忆里——三年多前，在长江边一个废弃的港口，她把他从一场几近死亡的困境中救了回来，然后消失在茫茫人海里。
连她全名都不知道。只知道她姓林。所有人都叫她“林”。
笑媚娟没有追问。她整理好剩下的报告，站起来，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。“陈远山那边我已经安排了初步接触。我们在他任教的大学捐了一座实验室。他答应明天见面。”
毕克定在她身后忽然开口：“笑媚娟，你为什么愿意？”
笑媚娟转身看他。会议室冷白色的灯光照在她脸上，把她眼底熬夜熬出的红血丝照得清清楚楚。她知道毕克定不是在问她为什么愿意加班。他问的是——你为什么要跟我一起扛一个三十七年之后才会发生的、也许根本扛不住的任务？
“因为你问我那句话的时候，”她说，“没有问我答不答应。你只是直接告诉了我真相，然后就默认我会留下。你没有给我选项，是因为你真的需要我。这比任何其他理由都重要。”
她推门出去的时候，带进来一阵走廊里的穿堂风。毕克定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，把那枚胸针翻来覆去地看。胸针在指尖翻转的时候，他发现背面刻着字。凑近了才看清——每一枚胸针背面都刻着一个名字，不是他自己刻的，是卷轴自动生成的。这枚背面刻的是他自己的名字，毕克定。另外六枚还空着，等着他来决定刻谁的名字。
这枚胸针只认七个人。他说是就是，说不是就不是。不是认命，是认人。
第二天上午，毕克定的私人飞机降落在西部某省会城市的机场。这座机场很小，跑道只有一条，候机楼还是九十年代的红砖建筑。接机的是一辆当地最常见的出租车，司机操着浓重的西北口音，一路上给他介绍哪家的羊肉泡馍最地道。
大学在郊区，依山而建，校园里的梧桐树叶子被秋风染成了半黄半绿。物理系的实验楼在最偏僻的角落，外墙的水泥已经剥落，露出底下的红砖。陈远山的办公室在三楼尽头，门虚掩着，里面传来粉笔敲在黑板上急促的声音。
毕克定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。从门缝里看进去，陈远山正背对着门，在黑板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公式。那是一种核聚变点火方程的推导——毕克定看不太懂，但他看得出那些公式被反复修改过，有些地方擦掉重写了好几次，粉笔印在黑板上留下层层叠叠的白色痕迹。教室里稀稀拉拉坐了七八个学生，有人在打瞌睡，有人在玩手机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黑板上的东西意味着什么。一个曾经站在世界核聚变研究最前沿的科学家，在教本科生基础物理。
陈远山下课的时候，毕克定走了进去。陈远山看见他，没有露出任何惊讶的表情。他瘦高个子，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，袖口沾着粉笔灰，手指节粗大——那是长年接触实验设备磨出来的茧。那双眼睛和照片上一模一样，平静而沉郁，像深渊里的湖水。
“毕先生，”他说，“你们公司的人昨天联系过我。但说实话，我不太理解。”他顿了顿，用那双平静的眼睛看着毕克定，“你花这么多钱给我捐实验室，到底想让我做什么？”
毕克定关上门，拉了一把学生椅坐下。他用了四十分钟。四十分钟里，他说了他能说的所有——那些在商业文件上不能写、在新闻发布会上不能说、在正常人类认知里根本不该存在的事。他尽量用事实陈述的方式，没有渲染，没有夸大。
陈远山一直站着。听到一半的时候，他放下了粉笔，拿起了茶杯。听到最后，他坐在了讲台的台阶上，两只手交叉放在膝盖上，一动不动。他沉默了将近五分钟。窗外的梧桐树被风刮得沙沙响，一片枯黄的叶子从窗台上飘进来，落在公式密布的黑板槽里。
然后他开口了，声音很稳，稳得连毕克定都意外。
“你研究过我。你知道他们对我做了所有能做的事，项目被砍，论文被压，学生被调走。我已经三年没进过真正的实验室了。”他把茶杯放到一边，“我一直在等一个值得做的事。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，我不知道，但你敢来找一个被踩到泥里的人，说明你要做的事足够难。太难的事，才值得做。”
毕克定看着他。他想起自己一年多前蹲在上海出租屋里收到辞退通知书时，窗外也有这么一棵树，叶子也是这样一片一片地落。他知道什么叫被踩到泥里。正因为知道，他才会来这里。
他把丝绒托盘从随身的公文包里取出来，放在讲台上。一枚胸针安静地躺在深灰色的丝绒上。他把昨天在会议室里说过的话重新说了一遍——那些不能写在纸上的，关于这个团队的真正使命，它的目的远不止商业。
陈远山拿起那枚胸针看了很久。然后他把它别在白大褂的翻领上。别得很正，一丝不苟，像是给实验设备做校准。“你得把另外五个人也找齐。名单我列了一些，晚上发你。”
毕克定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忽然想到一件事。“陈教授，你刚说‘值得’。你一直在找值得做的事——这三年，你本来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安稳过完下半辈子。为什么不？”
陈远山已经重新拿起了粉笔，对着黑板上一处没解完的方程。他头也没回，只有声音从黑板前传过来：“因为他们封得了我的实验室，封不了我脑子里在算的东西。”
两天后，毕克定在深圳找到了何东来。
他见到何东来的场景和他预想的完全不同。他以为会看到一个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中年人，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，眼神浑浊。但他看到的何东来坐在工厂后门的台阶上，膝盖上摊着一本写满了算式的笔记本——那些算式是用圆珠笔写的，一笔一划极为工整，即便在废品站捡来的本子上，也保持着学术论文级的书写规范。三十出头，头发有点长，工装上沾着机油，手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污渍。但他眼睛里有一种东西——和他在陈远山眼睛里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。都是那种沉郁的、像暗火一样烧不灭的光。
毕克定在他旁边的台阶上坐下。两个人并排坐着，看着工厂后门外那条漂着工业油污的河。何东来听完了毕克定说的话，沉默了整整十分钟。
然后他问：“你们那儿，有实验室吗？”
“有。”
“多少钱我不管，”何东来站起来，拍了拍工装上的灰，“只要别再让我一个人在废品站的草稿纸上写算式就行。”
毕克定把第二枚胸针别在他胸前。胸针背面，自动浮现出何东来的名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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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掉不是因为能力不行。是因为他忽然意识到，他需要的不是最聪明的大脑，而是最扛得住真相的人。聪明人在真相面前也会崩溃，而那些崩溃过又爬起来的人，才知道怎么在深渊里继续往前走。
笑媚娟是中午推门进来的。她把一沓厚厚的背景调查报告放在桌上，然后在他对面坐下。她今天穿了一套藏青色的西装裙，头发盘起来，露出线条利落的下颌线。那双眼睛带着一种不容易被察觉的疲色——她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三十个小时，从昨天凌晨神启摊牌到现在，一分钟都没合过眼。
“筛选结果出来了。全球范围初筛符合条件的有十六个人。”她说，用手指点了点那沓报告，“我按优先级排了序。”
毕克定翻开第一页。排在第一位的名字是陈远山，照片上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穿着白大褂，站在一间堆满仪器的实验室里，发际线后退得厉害，但目光如炬。简历栏密密麻麻地列着他在核聚变领域取得的成就——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的核心设计者之一、中国“东方超环”装置的技术总顾问、普林斯顿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前首席研究员。翻开社会关系那一栏，简短的几行字让毕克定停了目光——三年前因举报军方挪用科研经费，被调离项目组，发配到西部一所地方大学教本科生基础物理。
照片上的那双眼睛平静而沉郁，像是一把封在鞘里的刀。
毕克定把这个名字单独圈了出来。
“这个人在体制内被打压得很惨，”笑媚娟说，“但他在圈内的声望反而因为这件事更高了。国内核聚变领域真正懂技术的人不多，他是其中最有实战经验的一个。”
毕克定没有立刻表态。他翻开第二页。排在第二位的是德国人埃里克·瓦格纳，欧洲航天局退役的火箭工程师，因为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公开反对与俄罗斯的联合军事卫星项目，被提前终止了合同。第三位是日本生物学家松本香织，干细胞再生医学领域的开拓者，因拒绝将研究成果用于非法人体实验而被同行孤立。
毕克定一页一页翻过去。每个人都是各自领域里最顶尖的那一小撮人，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类似的印记——他们都曾因坚持某种底线或原则而付出了惨重的职业代价。笑媚娟在筛选标准上做得很聪明。她没有选那些履历最完美的，她选的是那些曾被迫在原则和利益之间做过选择的人。这种人未必最聪明，但一定最扛得住。
但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划掉了十五个名字。最后纸上只剩下两个——陈远山，和一个名字还没写上去、他不知道该不该写的人。
“还有一个人选，”毕克定说，“但你可能会反对。”
笑媚娟抬头看他。她注意到他说话的语气变了——不是平时下命令时那种果决，而是带着一丝犹豫。跟毕克定共事了这么久，她知道这个能让全球商界闻风丧胆的男人，只有在面对一种人的时候才会露出这种语气。
“孔雪娇的前男友。”毕克定说。
笑媚娟的眉头动了一下。不是惊讶，是那种“我果然没猜错”的表情。孔雪娇那个前男友，她听说过——当年因为举报自己导师学术造假，被整个行业封杀，最后连工作都找不到。孔雪娇跟他分手之后到处说他是“一根筋的傻子”，毕克定当初在公司茶水间里听到这些闲话时，还默默记了一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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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何东来。”毕克定说，“现在在深圳一家小厂里当质检员。他学的是高能物理，博士。当年那篇论文如果能发出来，国内的量子通信研究至少能提前三年。但他导师剽窃了他的数据，他举报了，导师的人脉反手把他弄出了学术界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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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枚胸针只认七个人。他说是就是，说不是就不是。不是认命，是认人。
第二天上午，毕克定的私人飞机降落在西部某省会城市的机场。这座机场很小，跑道只有一条，候机楼还是九十年代的红砖建筑。接机的是一辆当地最常见的出租车，司机操着浓重的西北口音，一路上给他介绍哪家的羊肉泡馍最地道。
大学在郊区，依山而建，校园里的梧桐树叶子被秋风染成了半黄半绿。物理系的实验楼在最偏僻的角落，外墙的水泥已经剥落，露出底下的红砖。陈远山的办公室在三楼尽头，门虚掩着，里面传来粉笔敲在黑板上急促的声音。
毕克定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。从门缝里看进去，陈远山正背对着门，在黑板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公式。那是一种核聚变点火方程的推导——毕克定看不太懂，但他看得出那些公式被反复修改过，有些地方擦掉重写了好几次，粉笔印在黑板上留下层层叠叠的白色痕迹。教室里稀稀拉拉坐了七八个学生，有人在打瞌睡，有人在玩手机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黑板上的东西意味着什么。一个曾经站在世界核聚变研究最前沿的科学家，在教本科生基础物理。
陈远山下课的时候，毕克定走了进去。陈远山看见他，没有露出任何惊讶的表情。他瘦高个子，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，袖口沾着粉笔灰，手指节粗大——那是长年接触实验设备磨出来的茧。那双眼睛和照片上一模一样，平静而沉郁，像深渊里的湖水。
“毕先生，”他说，“你们公司的人昨天联系过我。但说实话，我不太理解。”他顿了顿，用那双平静的眼睛看着毕克定，“你花这么多钱给我捐实验室，到底想让我做什么？”
毕克定关上门，拉了一把学生椅坐下。他用了四十分钟。四十分钟里，他说了他能说的所有——那些在商业文件上不能写、在新闻发布会上不能说、在正常人类认知里根本不该存在的事。他尽量用事实陈述的方式，没有渲染，没有夸大。
陈远山一直站着。听到一半的时候，他放下了粉笔，拿起了茶杯。听到最后，他坐在了讲台的台阶上，两只手交叉放在膝盖上，一动不动。他沉默了将近五分钟。窗外的梧桐树被风刮得沙沙响，一片枯黄的叶子从窗台上飘进来，落在公式密布的黑板槽里。
然后他开口了，声音很稳，稳得连毕克定都意外。
“你研究过我。你知道他们对我做了所有能做的事，项目被砍，论文被压，学生被调走。我已经三年没进过真正的实验室了。”他把茶杯放到一边，“我一直在等一个值得做的事。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，我不知道，但你敢来找一个被踩到泥里的人，说明你要做的事足够难。太难的事，才值得做。”
毕克定看着他。他想起自己一年多前蹲在上海出租屋里收到辞退通知书时，窗外也有这么一棵树，叶子也是这样一片一片地落。他知道什么叫被踩到泥里。正因为知道，他才会来这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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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远山拿起那枚胸针看了很久。然后他把它别在白大褂的翻领上。别得很正，一丝不苟，像是给实验设备做校准。“你得把另外五个人也找齐。名单我列了一些，晚上发你。”
毕克定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忽然想到一件事。“陈教授，你刚说‘值得’。你一直在找值得做的事——这三年，你本来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安稳过完下半辈子。为什么不？”
陈远山已经重新拿起了粉笔，对着黑板上一处没解完的方程。他头也没回，只有声音从黑板前传过来：“因为他们封得了我的实验室，封不了我脑子里在算的东西。”
两天后，毕克定在深圳找到了何东来。
他见到何东来的场景和他预想的完全不同。他以为会看到一个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中年人，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，眼神浑浊。但他看到的何东来坐在工厂后门的台阶上，膝盖上摊着一本写满了算式的笔记本——那些算式是用圆珠笔写的，一笔一划极为工整，即便在废品站捡来的本子上，也保持着学术论文级的书写规范。三十出头，头发有点长，工装上沾着机油，手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污渍。但他眼睛里有一种东西——和他在陈远山眼睛里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。都是那种沉郁的、像暗火一样烧不灭的光。
毕克定在他旁边的台阶上坐下。两个人并排坐着，看着工厂后门外那条漂着工业油污的河。何东来听完了毕克定说的话，沉默了整整十分钟。
然后他问：“你们那儿，有实验室吗？”
“有。”
“多少钱我不管，”何东来站起来，拍了拍工装上的灰，“只要别再让我一个人在废品站的草稿纸上写算式就行。”
毕克定把第二枚胸针别在他胸前。胸针背面，自动浮现出何东来的名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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