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21章 威廉二世引起的余波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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柏林，夏洛滕堡区。一九三五年十月六日，夜。
十月的柏林天黑得早，刚过六点，街灯就亮了。
弗里德里希·斯特曼站在公寓的窗前，手里端着一杯没有加糖的红茶，已经凉了大半。
他四十三岁，柏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，研究方向是黑格尔左派和青年马克思——严格来说，这个研究方向在如今的德国不应该冷门。
但“不应该”和“不”之间，隔着一条他游了十年也没有游过去的鸿沟。
他的身后，客厅里坐着七八个人。出版社的编辑，大学里的讲师，报社的自由撰稿人，还有一个在文化部挂了个闲职、平时主要负责审核儿童绘本的老头——汉斯·费尔莫伦，五十七岁，研究歌德的专家，翻译过《浮士德》的第二部，被圈内人称为“费尔莫伦的浮士德”，但这个名字在市场上一文不值，因为没有人买。
他们是柏林文史知识分子圈子里一个不大不小的沙龙，每月聚一次，读书、喝茶、谈论时局、发牢骚、喝酒、沉默、散会。
聚会的地点在几个人家中轮换，这个月轮到斯特曼。他的客厅不算大，七八个人已经显得有些挤了。沙发上坐三个，椅子上坐两个，窗台上还坐了一个，手里捧着一本翻了一半的书，但眼睛一直没落在书上。
“斯特曼，你看了今天的《柏林日报》没有？”
说话的是阿尔弗雷德，四十岁，自由撰稿人，给七八家报纸写专栏，什么都写——书评、影评、时评、人物专访。他的产量高得像一架印钞机，但质量起伏极大。
他靠在沙发上，翘着二郎腿，一只手夹着烟，烟雾在他稀疏的头发上方盘旋。
“哪一篇？”斯特曼转过身，
“关于威廉二世的。文化版的副刊，不是头版。一个法学家写的，题目叫《君主退位后的法律责任》。文章没有结论，但通篇都在暗示——政府可能不会审判那个老头，而是把他软禁起来，让他慢慢老死。”
斯特曼走回沙发旁，坐下来，
“他们不会杀他。”斯特曼的声音不大，但很确定。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诺伊曼问。
“因为韦格纳不需要杀他。杀一个八十岁的老人，除了给那些想复辟的人制造一个无害的神像之外，没有任何政治价值。韦格纳又不是傻子。”
坐在窗台上的那个年轻人忽然开口了。他叫埃里希·赫普纳，刚满三十，是斯特曼的学生，博士读了四年还没毕业，论文题目是《黑格尔法哲学中的君主制问题》。
这个题目在三年前是敏感的，在今天几乎是危险的。他的导师斯特曼劝他换题目，他没有换。他说：“如果连这个题目都不能写了，那大学就不是大学，是党校。”
斯特曼也没有再劝。
“斯特曼教授，”赫普纳的声音带着一种年轻人特有的、在象牙塔里待久了才会有的那种不谙世事的尖锐，
“您觉得，他们会怎么处理威廉二世？公开审判？秘密处决？还是像那位法学家暗示的那样——软禁？”
斯特曼想了想，故作高深的说到。
“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。但我知道另一件事——韦格纳不会因为我们的猜测和议论而改变他的决定。”
房间里安静了一瞬。费尔莫伦老头咳嗽了一声，从沙发上直起身来。
“斯特曼说得对。韦格纳不会在乎我们怎么说。他在乎的从来不是我们。”费尔莫伦的声音沙哑，
“他在乎的是工人，是农民，是那些在工厂里拧螺丝的人，是那些在田野里割麦子的人。我们？我们在他的名单上排在最后。也许比最后还靠后——也许根本不在名单上。”
阿尔弗雷德把烟掐灭了，在烟灰缸里碾了碾，
“费尔莫伦，你说得太悲观了。我们不是不在名单上。我们是在名单上，但被写在背面。”
几个人苦笑了一下。
斯特曼靠在沙发上，仰头看着天花板，然后忽然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的话。
“威廉二世的处理方式，也许是一个机会。”
阿尔弗雷德放下了手里的烟盒。
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我们在座的这些人——包括那些不在座的、和我们一样的、写文章、教书、做研究的人——我们为什么觉得尴尬？”
斯特曼的声音不急不慢，
“不是因为政府不给我们饭吃。政府给了我们饭碗——教师、编辑、研究员。工资不算高，但饿不死。我们觉得尴尬，是因为政府只需要我们用这些饭碗吃饭，不需要我们用这些饭碗做别的事。”
“韦格纳用理工科的人建设工厂、修桥、铺路、造坦克、造飞机。
那些东西看得见、摸得着、能打仗、能运输、能生产。
我们搞文史哲的人能干什么？写文章、教书、研究历史。
这些东西不能当饭吃，不能当枪使，不能当船开。
所以韦格纳觉得我们没用。”
费尔莫伦咳嗽了一声，声音比刚才更大了。
“斯特曼，你说得都对。但你没有回答——你刚才说的‘机会’是什么？”
斯特曼看着他，
“威廉二世是一个历史人物。他的审判——如果真的有审判——将是一场历史的审判。谁来定义这场审判的意义？谁来告诉人民，为什么要审判他？谁来告诉世界，这场审判不是复仇，是历史的必然？”
“这些问题，工人回答不了，农民回答不了，工程师回答不了。能回答这些问题的，是我们。
是那些研究历史、研究法律、研究政治哲学的人。如果政府真的决定公开审判威廉二世，他们需要人写起诉书，需要人整理证据，需要人向公众解释审判的意义。”
阿尔弗雷德的眼睛亮了一下。
“你是说——我们可以主动请缨？向政府提出，我们愿意参与威廉二世案的准备工作？”
斯特曼没有点头，也没有摇头。
“不是‘请缨’。是‘试探’。写一封信，或者一篇文章，发表在适当的刊物上。不提我们的名字，不提我们的组织。只是提出一个问题——‘对威廉二世的审判，应当如何确保其历史的严肃性和法律的公正性？’
如果政府接了这个球，我们就有了说话的资格。如果政府不接——那我们至少知道了，他们还是不想让我们说话。”
赫普纳从窗台上跳了下来。他手里的书掉在了地上，没有捡。他的脸有些红，
“老师，这封信我来起草。我研究黑格尔法哲学，君主制问题我写了四年。没有人比我更合适。”
斯特曼看着他，沉默了片刻。
“赫普纳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不是在写一篇学术论文。你准备好了吗？”
赫普纳的嘴唇动了一下，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次，然后他用力地点了一下头。
斯特曼没有再问。他转向阿尔弗雷德。
“阿尔弗雷德，你认识《柏林月刊》的主编吗？”
诺伊曼想了想。
“认识，但不熟。但可以通过一个中间人搭上线。《柏林月刊》是学术界比较认可的刊物，立场中立，不左不右。如果在那上面发一篇文章，不容易被当成政治宣传。”
“好。赫普纳起草文章，诺伊曼负责联系刊物，费尔莫伦——”
费尔莫伦老头抬起了眼皮。
“我负责看。不是看文章，是看风向。如果这篇文章发出去之后，有人开始调查作者，我要第一时间知道。”
斯特曼看着他，微微点了一下头。
“就这样定了。”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拉开窗帘。
他的目光在那盏灯上停留了片刻，然后收回来，落在窗台上那盆已经枯死了一个月的天竺葵上。
他想浇水。但他知道，浇了也没用了。根已经烂了。不如拔了，换一盆新的。但换什么呢？他还不知道。
身后，阿尔弗雷德和费尔莫伦在低声交谈，赫普纳坐在沙发上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，已经开始在灯下写草稿了。
斯特曼没有回头。
他站在那里，看着窗外的柏林，看着那个他不认识、不理解、也无法融入的柏林。
工厂的烟囱在夜色中冒着白烟，铁路上的货运列车鸣着汽笛从城市的边缘驶过，远处某个工人住宅区的窗口亮着橘黄色的灯，灯下有人在吃饭、在聊天、在看孩子写作业。
那些人不需要他。
那些人的生活不需要黑格尔，不需要费希特，不需要谢林。
他们需要的是面包，是工作，是房子，是孩子能上学。这些，韦格纳给了。不是用哲学给的，是用铁路、工厂、学校、医院给的。
也许他们是对的。也许他真的没用。
但他不甘心。
不甘心被人当作“可以安排但不必重用”的边角料，不甘心自己的学问在新时代里变成一堆无人问津的故纸，不甘心看着那些比他年轻、比他学历低、比他读的书少的人——那些在工厂里、在田地里、在军营里——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。
斯特曼的手指在窗台上轻轻叩了两下。
然后他转过身，走回沙发旁，坐下来，端起了杯已经彻底凉透了的茶，一饮而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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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月的柏林天黑得早，刚过六点，街灯就亮了。
弗里德里希·斯特曼站在公寓的窗前，手里端着一杯没有加糖的红茶，已经凉了大半。
他四十三岁，柏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，研究方向是黑格尔左派和青年马克思——严格来说，这个研究方向在如今的德国不应该冷门。
但“不应该”和“不”之间，隔着一条他游了十年也没有游过去的鸿沟。
他的身后，客厅里坐着七八个人。出版社的编辑，大学里的讲师，报社的自由撰稿人，还有一个在文化部挂了个闲职、平时主要负责审核儿童绘本的老头——汉斯·费尔莫伦，五十七岁，研究歌德的专家，翻译过《浮士德》的第二部，被圈内人称为“费尔莫伦的浮士德”，但这个名字在市场上一文不值，因为没有人买。
他们是柏林文史知识分子圈子里一个不大不小的沙龙，每月聚一次，读书、喝茶、谈论时局、发牢骚、喝酒、沉默、散会。
聚会的地点在几个人家中轮换，这个月轮到斯特曼。他的客厅不算大，七八个人已经显得有些挤了。沙发上坐三个，椅子上坐两个，窗台上还坐了一个，手里捧着一本翻了一半的书，但眼睛一直没落在书上。
“斯特曼，你看了今天的《柏林日报》没有？”
说话的是阿尔弗雷德，四十岁，自由撰稿人，给七八家报纸写专栏，什么都写——书评、影评、时评、人物专访。他的产量高得像一架印钞机，但质量起伏极大。
他靠在沙发上，翘着二郎腿，一只手夹着烟，烟雾在他稀疏的头发上方盘旋。
“哪一篇？”斯特曼转过身，
“关于威廉二世的。文化版的副刊，不是头版。一个法学家写的，题目叫《君主退位后的法律责任》。文章没有结论，但通篇都在暗示——政府可能不会审判那个老头，而是把他软禁起来，让他慢慢老死。”
斯特曼走回沙发旁，坐下来，
“他们不会杀他。”斯特曼的声音不大，但很确定。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诺伊曼问。
“因为韦格纳不需要杀他。杀一个八十岁的老人，除了给那些想复辟的人制造一个无害的神像之外，没有任何政治价值。韦格纳又不是傻子。”
坐在窗台上的那个年轻人忽然开口了。他叫埃里希·赫普纳，刚满三十，是斯特曼的学生，博士读了四年还没毕业，论文题目是《黑格尔法哲学中的君主制问题》。
这个题目在三年前是敏感的，在今天几乎是危险的。他的导师斯特曼劝他换题目，他没有换。他说：“如果连这个题目都不能写了，那大学就不是大学，是党校。”
斯特曼也没有再劝。
“斯特曼教授，”赫普纳的声音带着一种年轻人特有的、在象牙塔里待久了才会有的那种不谙世事的尖锐，
“您觉得，他们会怎么处理威廉二世？公开审判？秘密处决？还是像那位法学家暗示的那样——软禁？”
斯特曼想了想，故作高深的说到。
“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。但我知道另一件事——韦格纳不会因为我们的猜测和议论而改变他的决定。”
房间里安静了一瞬。费尔莫伦老头咳嗽了一声，从沙发上直起身来。
“斯特曼说得对。韦格纳不会在乎我们怎么说。他在乎的从来不是我们。”费尔莫伦的声音沙哑，
“他在乎的是工人，是农民，是那些在工厂里拧螺丝的人，是那些在田野里割麦子的人。我们？我们在他的名单上排在最后。也许比最后还靠后——也许根本不在名单上。”
阿尔弗雷德把烟掐灭了，在烟灰缸里碾了碾，
“费尔莫伦，你说得太悲观了。我们不是不在名单上。我们是在名单上，但被写在背面。”
几个人苦笑了一下。
斯特曼靠在沙发上，仰头看着天花板，然后忽然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的话。
“威廉二世的处理方式，也许是一个机会。”
阿尔弗雷德放下了手里的烟盒。
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我们在座的这些人——包括那些不在座的、和我们一样的、写文章、教书、做研究的人——我们为什么觉得尴尬？”
斯特曼的声音不急不慢，
“不是因为政府不给我们饭吃。政府给了我们饭碗——教师、编辑、研究员。工资不算高，但饿不死。我们觉得尴尬，是因为政府只需要我们用这些饭碗吃饭，不需要我们用这些饭碗做别的事。”
“韦格纳用理工科的人建设工厂、修桥、铺路、造坦克、造飞机。
那些东西看得见、摸得着、能打仗、能运输、能生产。
我们搞文史哲的人能干什么？写文章、教书、研究历史。
这些东西不能当饭吃，不能当枪使，不能当船开。
所以韦格纳觉得我们没用。”
费尔莫伦咳嗽了一声，声音比刚才更大了。
“斯特曼，你说得都对。但你没有回答——你刚才说的‘机会’是什么？”
斯特曼看着他，
“威廉二世是一个历史人物。他的审判——如果真的有审判——将是一场历史的审判。谁来定义这场审判的意义？谁来告诉人民，为什么要审判他？谁来告诉世界，这场审判不是复仇，是历史的必然？”
“这些问题，工人回答不了，农民回答不了，工程师回答不了。能回答这些问题的，是我们。
是那些研究历史、研究法律、研究政治哲学的人。如果政府真的决定公开审判威廉二世，他们需要人写起诉书，需要人整理证据，需要人向公众解释审判的意义。”
阿尔弗雷德的眼睛亮了一下。
“你是说——我们可以主动请缨？向政府提出，我们愿意参与威廉二世案的准备工作？”
斯特曼没有点头，也没有摇头。
“不是‘请缨’。是‘试探’。写一封信，或者一篇文章，发表在适当的刊物上。不提我们的名字，不提我们的组织。只是提出一个问题——‘对威廉二世的审判，应当如何确保其历史的严肃性和法律的公正性？’
如果政府接了这个球，我们就有了说话的资格。如果政府不接——那我们至少知道了，他们还是不想让我们说话。”
赫普纳从窗台上跳了下来。他手里的书掉在了地上，没有捡。他的脸有些红，
“老师，这封信我来起草。我研究黑格尔法哲学，君主制问题我写了四年。没有人比我更合适。”
斯特曼看着他，沉默了片刻。
“赫普纳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不是在写一篇学术论文。你准备好了吗？”
赫普纳的嘴唇动了一下，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次，然后他用力地点了一下头。
斯特曼没有再问。他转向阿尔弗雷德。
“阿尔弗雷德，你认识《柏林月刊》的主编吗？”
诺伊曼想了想。
“认识，但不熟。但可以通过一个中间人搭上线。《柏林月刊》是学术界比较认可的刊物，立场中立，不左不右。如果在那上面发一篇文章，不容易被当成政治宣传。”
“好。赫普纳起草文章，诺伊曼负责联系刊物，费尔莫伦——”
费尔莫伦老头抬起了眼皮。
“我负责看。不是看文章，是看风向。如果这篇文章发出去之后，有人开始调查作者，我要第一时间知道。”
斯特曼看着他，微微点了一下头。
“就这样定了。”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拉开窗帘。
他的目光在那盏灯上停留了片刻，然后收回来，落在窗台上那盆已经枯死了一个月的天竺葵上。
他想浇水。但他知道，浇了也没用了。根已经烂了。不如拔了，换一盆新的。但换什么呢？他还不知道。
身后，阿尔弗雷德和费尔莫伦在低声交谈，赫普纳坐在沙发上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，已经开始在灯下写草稿了。
斯特曼没有回头。
他站在那里，看着窗外的柏林，看着那个他不认识、不理解、也无法融入的柏林。
工厂的烟囱在夜色中冒着白烟，铁路上的货运列车鸣着汽笛从城市的边缘驶过，远处某个工人住宅区的窗口亮着橘黄色的灯，灯下有人在吃饭、在聊天、在看孩子写作业。
那些人不需要他。
那些人的生活不需要黑格尔，不需要费希特，不需要谢林。
他们需要的是面包，是工作，是房子，是孩子能上学。这些，韦格纳给了。不是用哲学给的，是用铁路、工厂、学校、医院给的。
也许他们是对的。也许他真的没用。
但他不甘心。
不甘心被人当作“可以安排但不必重用”的边角料，不甘心自己的学问在新时代里变成一堆无人问津的故纸，不甘心看着那些比他年轻、比他学历低、比他读的书少的人——那些在工厂里、在田地里、在军营里——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。
斯特曼的手指在窗台上轻轻叩了两下。
然后他转过身，走回沙发旁，坐下来，端起了杯已经彻底凉透了的茶，一饮而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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