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92章 美德秘密外交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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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韦格纳主席，如果——我是说如果——我们不谈英国，不谈政治，不谈那些让人头疼的意识形态之争。我就以一个普通美国人的身份，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。”
韦格纳微微侧了一下头。
“请说。”
“德国人民——他们的生活真的像我在柏林看到的那样好吗？”
韦格纳沉默了片刻。
“你看到了什么？”
肯尼迪想了想。
“干净的街道，新的建筑，穿着整齐衣服的行人，在公园里玩耍的孩子。比我预想的好得多——好到让我觉得美国的报纸上写的那些关于德国的东西，简直是在描述另一个国家。”
韦格纳点了一下头。
“你看到的是柏林。柏林是德国最好的城市，是首都，也算是德国革命之后对外的展示窗口。也不是德国所有的地方都像柏林这么好。”
“还有哪里不好，您可以说说吗？”
“南部和东部的一些农村地区，电气化才刚刚铺开摊子。
西部的工业区，空气污染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在处理，工人中肺病的比例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不少。
南部的山区，交通不便一直是当地的干部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。”
“我们在改。但改需要时间。
我们执政还不到二十年，而德国已经被战争摧毁了一次。很多东西不是换一面旗就能立刻变好的。
需要修路，需要盖房子，需要建学校，需要培训医生和教师。
这些事情都很慢，慢得像种树。你种下去的时候看不出什么，过几年才能看到一点绿荫。”
肯尼迪认真地听着，没有插话。
“但有一件事，我们做到了。”韦格纳的目光落在肯尼迪脸上。
“什么事？”
“德国的工人不再觉得这个国家不是他的。以前——在皇帝的时候，一个人走进柏林最好的餐厅，侍者会问他‘您是哪个家族的’。现在不会了。”
“这不是钱的问题。是尊严的问题。一个人能不能在这个国家昂着头走路，能不能在他累了的时候停下来歇一歇，能不能在他老了之后不用担心被扔到垃圾堆里——这些不是钱能买到的。
这些是他生而为人的权利。德国的工人现在有了这些权利。”
肯尼迪沉默了很长时间。
他看着韦格纳的脸，看着那双眼睛。那双眼睛里没有政客常有的那种闪烁和躲闪，没有商人在谈一笔大买卖时那种精明的算计，没有传教士在宣讲教义时那种灼热的狂热，那双眼睛很平静。
一个普通人。一个看起来像一个普通人的、改变了世界的人。
“韦格纳主席，”肯尼迪的声音忽然有些干涩，“你说了这么多，其实是在告诉我一件事——美国没有选择。”
韦格纳没有点头，也没有摇头。
“美国一直有选择。只是你们的选择不是你们想要的。”
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你们可以选择和红色世界和平共处。承认不同的社会制度可以并存，不同的意识形态可以竞争，不同的国家可以在不互相毁灭的前提下各自发展。这是你们可以选的，也是我们愿意接受的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
“但你们也可以选择对抗。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围堵我们，继续在每一个出现红色浪潮的国家背后插一刀。这也是你们可以选的。
如果你们选了这一条路，我们会奉陪到底。但结果不会和你们想象的一样。”
肯尼迪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叩了两下。
“韦格纳主席，你能保证和美国未来和平共处吗？我是说——真的相信？”
“肯尼迪先生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如果美国工人的工资和德国工人一样高，美国工人每周的工作时间和德国工人一样短，美国工人的孩子能上和美国资本家的孩子一样好的学校——如果这些都能实现，那美国和德国为什么不能和平共处呢？”
“我们不是一定要和你们打仗。我们想要的是——全世界的工人，不管在哪个国家，都能过上像样的日子。如果你们能让你们的工人过上和我们工人一样的日子，那我们的目标就达成了一大半。和平共处，顺理成章。”
肯尼迪的手指停止了叩动。
“韦格纳主席，你说的这些——美国工人和德国工人一样的工资、一样的工作时间、一样的孩子教育——在目前，是美国政府不可能完成的。
美国不是德国。美国有四百年的历史，有根深蒂固的传统，有——”
“有资本家。”韦格纳替他说完了。
肯尼迪没有否认。
“所以，肯尼迪先生，你问我能不能保证和平共处。我的答案是——能。但不是无条件的。”
他向前倾了倾身子，双手平放在桌面上。
“和平共处的基础是什么？是两个国家的人民，过着差不多的日子。
两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差不多的时候，战争就没有了土壤。
一个美国工人不会想去打死一个德国工人，因为那个德国工人和他一样，早上七点起床，八点上班，下午五点下班，回家陪孩子，周末去公园。他们有什么好打的？”
“但是——如果美国工人每天工作十个小时，拿的工资只有那么一点点。
而德国工人每天工作七个小时，拿的工资能买肉、能买衣服、能送孩子上大学。美国工人会怎么想？他会想——凭什么？然后他会问——是谁让我这么苦的？”
“所以，肯尼迪先生，和平共处不是一个外交问题。
是一个分配问题。
只要你们的资本家还在压榨你们的工农无产阶级，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和平共处的。”
肯尼迪沉默了片刻。
“韦格纳主席，你说的这些，听起来很美好。但我问你一个现实的问题——你们的无产阶级理念，真的能解决所有问题吗？人难道没有私心吗？人难道不想比别人过得更好吗？人难道不想给自己的子孙留下更多的东西吗？你们的制度，看上去似乎不可能实现。”
韦格纳没有反驳。
他伸出手，从办公桌的一角拿过一份报纸——《柏林日报》，今天的日期。他把报纸翻到头版，放在桌上，推到肯尼迪面前。
头版上有一张照片。那是一排新建的工人住宅，六层楼，浅灰色的外墙，窗户明亮，楼下的空地上有几个老人在下棋，几个孩子在玩耍。
“你看这张照片。这些房子，是一九三三年盖的。住在这里的人，是柏林一家电机厂的工人。
以前他们一家五口挤一间屋，没有热水，没有厕所。
现在他们住在这里，三间房，厨房，厕所，热水，暖气。他们的孩子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间。”
韦格纳把报纸翻到第二版。另一张照片，是一个年轻女人站在一台机器前，戴着白帽子，穿着白大褂，手里拿着一个试管。
“这个姑娘，叫埃尔娜。她父亲是矿工，死在肺病上。她母亲在工厂里干活，当时退休的时候拿到的钱只有一点点。埃尔娜十三岁进工厂，做的是最累的活。
在新德国成立之后，她去上了夜校，考上了大学，学的是化学。现在她在柏林一家制药厂做质检员。她的工资和她部门里的男同事一样多。”
他把报纸合上，放在一边。
“肯尼迪先生，你问我无产阶级理念能不能实现。
我给你看了这些照片。这不是宣传——这是真实的人，真实的生活，真实的改变。你可以在柏林的大街小巷找到千千万万个埃尔娜，千千万万个住进新房子里的工人家庭。这不是看上去，这是已经发生了。”
肯尼迪的目光在那张被合上的报纸上停留了片刻。
“韦格纳主席，这些确实了不起。但在美国，我对您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未来不看好。共产党在美国算不上一个大的势力。你们在欧洲的成功，不一定能在美洲复制。”
韦格纳微微歪了一下头，
“肯尼迪先生，一九二九年，美国共产党有多少党员？”
肯尼迪想了想。他不是一个研究美国共产党历史的专家，但作为一个对政治有兴趣的银行家，他对这些数字有一个大概的印象。
“大概一两万吧。”
“一九三五年呢？现在，今天？”
肯尼迪的眉头微微拧了一下。他不想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他知道答案。
“也许——七八万？”
“据我所知，”韦格纳的声音不紧不慢，“是超过十九万人。而且这还不算那些在工会里、在失业工人组织中、在各个城市的工人运动里受到共产党影响但没有正式入党的人。如果算上这些人，数字要翻几倍。”
“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五年，六年的时间。大萧条最严重的六年。你们的胡佛总统说‘繁荣就在眼前’，你们的罗斯福总统说‘我们唯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’。
而美国共产党在这六年里，党员人数翻了几番，因为你们的工人日子过不下去了。
一个日子过不下去的人，不需要别人宣传，他自己会去找出路。”
“韦格纳主席，你说的这些数字，我不否认。
但党员人数翻几番，不代表他们能夺取政权。美国不是德国，美国不是俄国，美国不是英国。美国有自己的传统——”
“肯尼迪先生，”韦格纳的声音放轻了，“有些事情，不是看上去怎么样的。你要去做了，才能分辨这是不是一条可以接着走下去的路。”
“一百年前，有人坐在伦敦的咖啡馆里说，‘工人永远不可能有投票权’。
五十年前，有人坐在柏林的客厅里说，‘社会主义永远不可能在德国实现’。
二十年前，有人坐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说，‘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撑不过六个月’。这些人后来怎么样了？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。但那些不可能的事，则一件一件地变成了现实。”
“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聪明。是因为当足够多的人相信一件事是可能的，并且愿意为它付出代价的时候——这件事就一定会发生。”
肯尼迪沉默了很长时间。
他想起了一九三二年。他站在波士顿的大街上，看着失业工人举着牌子走过。牌子上写着“我们要工作”、“我们要面包”。他当时在想什么？
他当时在想——这些人为什么不去别的城市找工作？为什么不去乡下种地？为什么不去投靠亲戚？他有整整一脑子的问题，每一个问题都在替这个制度辩护，每一个问题都在暗示——你们受苦，是因为你们不够努力。
现在的他，不会再问那些问题了。
“韦格纳主席，”肯尼迪站起来，声音有些干涩，“感谢你的坦诚。你的话，我会一字不差地报告给罗斯福总统。”
韦格纳也站起来。
“肯尼迪先生，你回去告诉罗斯福总统——德国不会主动对美国发动战争。我们不希望打仗，但我们也绝不会因为美国不高兴，就停止支持那些在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人民。这是我们的底线。”
肯尼迪拉开门，走了出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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韦格纳微微侧了一下头。
“请说。”
“德国人民——他们的生活真的像我在柏林看到的那样好吗？”
韦格纳沉默了片刻。
“你看到了什么？”
肯尼迪想了想。
“干净的街道，新的建筑，穿着整齐衣服的行人，在公园里玩耍的孩子。比我预想的好得多——好到让我觉得美国的报纸上写的那些关于德国的东西，简直是在描述另一个国家。”
韦格纳点了一下头。
“你看到的是柏林。柏林是德国最好的城市，是首都，也算是德国革命之后对外的展示窗口。也不是德国所有的地方都像柏林这么好。”
“还有哪里不好，您可以说说吗？”
“南部和东部的一些农村地区，电气化才刚刚铺开摊子。
西部的工业区，空气污染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在处理，工人中肺病的比例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不少。
南部的山区，交通不便一直是当地的干部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。”
“我们在改。但改需要时间。
我们执政还不到二十年，而德国已经被战争摧毁了一次。很多东西不是换一面旗就能立刻变好的。
需要修路，需要盖房子，需要建学校，需要培训医生和教师。
这些事情都很慢，慢得像种树。你种下去的时候看不出什么，过几年才能看到一点绿荫。”
肯尼迪认真地听着，没有插话。
“但有一件事，我们做到了。”韦格纳的目光落在肯尼迪脸上。
“什么事？”
“德国的工人不再觉得这个国家不是他的。以前——在皇帝的时候，一个人走进柏林最好的餐厅，侍者会问他‘您是哪个家族的’。现在不会了。”
“这不是钱的问题。是尊严的问题。一个人能不能在这个国家昂着头走路，能不能在他累了的时候停下来歇一歇，能不能在他老了之后不用担心被扔到垃圾堆里——这些不是钱能买到的。
这些是他生而为人的权利。德国的工人现在有了这些权利。”
肯尼迪沉默了很长时间。
他看着韦格纳的脸，看着那双眼睛。那双眼睛里没有政客常有的那种闪烁和躲闪，没有商人在谈一笔大买卖时那种精明的算计，没有传教士在宣讲教义时那种灼热的狂热，那双眼睛很平静。
一个普通人。一个看起来像一个普通人的、改变了世界的人。
“韦格纳主席，”肯尼迪的声音忽然有些干涩，“你说了这么多，其实是在告诉我一件事——美国没有选择。”
韦格纳没有点头，也没有摇头。
“美国一直有选择。只是你们的选择不是你们想要的。”
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你们可以选择和红色世界和平共处。承认不同的社会制度可以并存，不同的意识形态可以竞争，不同的国家可以在不互相毁灭的前提下各自发展。这是你们可以选的，也是我们愿意接受的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
“但你们也可以选择对抗。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围堵我们，继续在每一个出现红色浪潮的国家背后插一刀。这也是你们可以选的。
如果你们选了这一条路，我们会奉陪到底。但结果不会和你们想象的一样。”
肯尼迪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叩了两下。
“韦格纳主席，你能保证和美国未来和平共处吗？我是说——真的相信？”
“肯尼迪先生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如果美国工人的工资和德国工人一样高，美国工人每周的工作时间和德国工人一样短，美国工人的孩子能上和美国资本家的孩子一样好的学校——如果这些都能实现，那美国和德国为什么不能和平共处呢？”
“我们不是一定要和你们打仗。我们想要的是——全世界的工人，不管在哪个国家，都能过上像样的日子。如果你们能让你们的工人过上和我们工人一样的日子，那我们的目标就达成了一大半。和平共处，顺理成章。”
肯尼迪的手指停止了叩动。
“韦格纳主席，你说的这些——美国工人和德国工人一样的工资、一样的工作时间、一样的孩子教育——在目前，是美国政府不可能完成的。
美国不是德国。美国有四百年的历史，有根深蒂固的传统，有——”
“有资本家。”韦格纳替他说完了。
肯尼迪没有否认。
“所以，肯尼迪先生，你问我能不能保证和平共处。我的答案是——能。但不是无条件的。”
他向前倾了倾身子，双手平放在桌面上。
“和平共处的基础是什么？是两个国家的人民，过着差不多的日子。
两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差不多的时候，战争就没有了土壤。
一个美国工人不会想去打死一个德国工人，因为那个德国工人和他一样，早上七点起床，八点上班，下午五点下班，回家陪孩子，周末去公园。他们有什么好打的？”
“但是——如果美国工人每天工作十个小时，拿的工资只有那么一点点。
而德国工人每天工作七个小时，拿的工资能买肉、能买衣服、能送孩子上大学。美国工人会怎么想？他会想——凭什么？然后他会问——是谁让我这么苦的？”
“所以，肯尼迪先生，和平共处不是一个外交问题。
是一个分配问题。
只要你们的资本家还在压榨你们的工农无产阶级，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和平共处的。”
肯尼迪沉默了片刻。
“韦格纳主席，你说的这些，听起来很美好。但我问你一个现实的问题——你们的无产阶级理念，真的能解决所有问题吗？人难道没有私心吗？人难道不想比别人过得更好吗？人难道不想给自己的子孙留下更多的东西吗？你们的制度，看上去似乎不可能实现。”
韦格纳没有反驳。
他伸出手，从办公桌的一角拿过一份报纸——《柏林日报》，今天的日期。他把报纸翻到头版，放在桌上，推到肯尼迪面前。
头版上有一张照片。那是一排新建的工人住宅，六层楼，浅灰色的外墙，窗户明亮，楼下的空地上有几个老人在下棋，几个孩子在玩耍。
“你看这张照片。这些房子，是一九三三年盖的。住在这里的人，是柏林一家电机厂的工人。
以前他们一家五口挤一间屋，没有热水，没有厕所。
现在他们住在这里，三间房，厨房，厕所，热水，暖气。他们的孩子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间。”
韦格纳把报纸翻到第二版。另一张照片，是一个年轻女人站在一台机器前，戴着白帽子，穿着白大褂，手里拿着一个试管。
“这个姑娘，叫埃尔娜。她父亲是矿工，死在肺病上。她母亲在工厂里干活，当时退休的时候拿到的钱只有一点点。埃尔娜十三岁进工厂，做的是最累的活。
在新德国成立之后，她去上了夜校，考上了大学，学的是化学。现在她在柏林一家制药厂做质检员。她的工资和她部门里的男同事一样多。”
他把报纸合上，放在一边。
“肯尼迪先生，你问我无产阶级理念能不能实现。
我给你看了这些照片。这不是宣传——这是真实的人，真实的生活，真实的改变。你可以在柏林的大街小巷找到千千万万个埃尔娜，千千万万个住进新房子里的工人家庭。这不是看上去，这是已经发生了。”
肯尼迪的目光在那张被合上的报纸上停留了片刻。
“韦格纳主席，这些确实了不起。但在美国，我对您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未来不看好。共产党在美国算不上一个大的势力。你们在欧洲的成功，不一定能在美洲复制。”
韦格纳微微歪了一下头，
“肯尼迪先生，一九二九年，美国共产党有多少党员？”
肯尼迪想了想。他不是一个研究美国共产党历史的专家，但作为一个对政治有兴趣的银行家，他对这些数字有一个大概的印象。
“大概一两万吧。”
“一九三五年呢？现在，今天？”
肯尼迪的眉头微微拧了一下。他不想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他知道答案。
“也许——七八万？”
“据我所知，”韦格纳的声音不紧不慢，“是超过十九万人。而且这还不算那些在工会里、在失业工人组织中、在各个城市的工人运动里受到共产党影响但没有正式入党的人。如果算上这些人，数字要翻几倍。”
“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五年，六年的时间。大萧条最严重的六年。你们的胡佛总统说‘繁荣就在眼前’，你们的罗斯福总统说‘我们唯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’。
而美国共产党在这六年里，党员人数翻了几番，因为你们的工人日子过不下去了。
一个日子过不下去的人，不需要别人宣传，他自己会去找出路。”
“韦格纳主席，你说的这些数字，我不否认。
但党员人数翻几番，不代表他们能夺取政权。美国不是德国，美国不是俄国，美国不是英国。美国有自己的传统——”
“肯尼迪先生，”韦格纳的声音放轻了，“有些事情，不是看上去怎么样的。你要去做了，才能分辨这是不是一条可以接着走下去的路。”
“一百年前，有人坐在伦敦的咖啡馆里说，‘工人永远不可能有投票权’。
五十年前，有人坐在柏林的客厅里说，‘社会主义永远不可能在德国实现’。
二十年前，有人坐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说，‘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撑不过六个月’。这些人后来怎么样了？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。但那些不可能的事，则一件一件地变成了现实。”
“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聪明。是因为当足够多的人相信一件事是可能的，并且愿意为它付出代价的时候——这件事就一定会发生。”
肯尼迪沉默了很长时间。
他想起了一九三二年。他站在波士顿的大街上，看着失业工人举着牌子走过。牌子上写着“我们要工作”、“我们要面包”。他当时在想什么？
他当时在想——这些人为什么不去别的城市找工作？为什么不去乡下种地？为什么不去投靠亲戚？他有整整一脑子的问题，每一个问题都在替这个制度辩护，每一个问题都在暗示——你们受苦，是因为你们不够努力。
现在的他，不会再问那些问题了。
“韦格纳主席，”肯尼迪站起来，声音有些干涩，“感谢你的坦诚。你的话，我会一字不差地报告给罗斯福总统。”
韦格纳也站起来。
“肯尼迪先生，你回去告诉罗斯福总统——德国不会主动对美国发动战争。我们不希望打仗，但我们也绝不会因为美国不高兴，就停止支持那些在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人民。这是我们的底线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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