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子厂
第三天一早，我爹带着我出了门。
天还没完全亮，黄田村的巷子里已经热闹起来了。早点摊的蒸汽从铁皮棚子里冒出来，白花花的，混着油条和豆浆的香味。一个卖肠粉的摊位前排着三四个人，穿着工服，手里拎着塑料袋，低着头看手机。摊主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，手上的动作快得像变魔术——舀一勺米浆，倒在铁板上，撒一把肉末，打个鸡蛋，铲子一翻，几秒钟就出了一份。
我爹在一个摊位上买了两根油条、两杯豆浆。他把一杯豆浆和一根油条递给我，自己拿着另一份，一边走一边吃。
“路上吃，”他说，“来不及了。”
我跟在他后面，穿过巷子，走到黄田大道上。黄田大道比村里的巷子宽多了，双向四车道，两边有人行道。人行道上全是人——都是去上班的。穿工服的、穿衬衫的、穿拖鞋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有些人走得很快，有些人慢吞吞的，有些人边走边吃早餐，有些人边走边打电话。
我们走了大概十五分钟，到了一个工业区。
工业区的门口有一块大石头，上面刻着“黄田工业区”五个字，刷着红漆。石头后面是一排铁栅栏门，门口有一个保安亭，里面坐着一个穿制服的保安，五十多岁，秃顶，正在看报纸。
我爹跟保安打了个招呼：“李叔。”
保安抬起头，看了他一眼，又看了看我：“这是你儿子？”
“嗯，刚来的。带他进厂。”
保安点了点头，挥了挥手，让我们进去了。
工业区里面是一排一排的厂房，方方正正的，灰白色的外墙，有些地方墙皮剥落了，露出里面的红砖。厂房的窗户很小，安着铁栏杆，像监狱的窗户。每一栋厂房门口都有一块牌子——“鑫达电子”“永昌五金”“华兴塑胶”“利达印刷”——各种各样的厂，各种各样的名字。
空气里有一股化学品的味道，说不清是胶水还是油漆，甜腻腻的，有点呛鼻子。
我爹带着我走进了中间的一栋厂房。门口挂着一块蓝色的牌子，上面写着“鑫达电子有限公司”。
厂房里面比外面凉快。不是空调的凉快，是那种阴凉——水泥地、铁皮墙、没有窗户，阳光照不进来，所以凉。
一楼是车间。车间很大，大概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，被分成几条流水线。每条流水线上坐着十几个人，清一色的蓝色工服，低着头，手在动，像是在做同一件事情的机器。头顶上是日光灯，一排一排的，发出白花花的光，照得每个人的脸都没有血色。车间的顶很高，能看到上面的钢管和电线，有些电线的绝缘皮已经老化了，露出里面的铜丝。
机器的声音很大——不是那种震耳欲聋的大，是一种持续的、嗡嗡的、让人头疼的大。像是有一群蜜蜂在脑子里飞，飞个不停。空气里有一股焊锡的味道，混着塑料的焦糊味和消毒水的味道。
我爹带着我走到车间办公室门口。办公室是用玻璃隔出来的一个小房间，里面摆着一张办公桌、一台电脑、一个文件柜。一个穿着白衬衫的中年男人坐在办公桌后面，正在看文件。
“林老板，”我爹敲了敲玻璃门，“我儿子来了。”
林老板抬起头，看了我一眼。
他四十多岁，矮胖身材，圆脸，小眼睛，头发梳得油光发亮，往后倒。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子，有小指那么粗，在日光灯下闪闪发亮。手上戴着三个金戒指，无名指上一个，中指上一个，大拇指上一个。他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，扎在裤腰里，裤腰很高，勒着一个圆滚滚的肚子。
“这就是你儿子？”林老板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“多大了？”
“十九。”我爹说。
“十九……”林老板点了点头，“长得像你。瘦了点。干过活没有？”
“干过。”我说。在落雁坳，什么活没干过？挑水、劈柴、种地、喂猪，什么都干。
“那就好。”林老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，递给我，“填一下。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、身份证号。”
我接过表格，趴在门口的凳子上填了。字写得不好看，但工整。林老板接过去看了一眼，点了点头：“字写得不错。初中毕业？”
“嗯。”
“够了。”他把表格放进抽屉里，从另一个抽屉里拿出一套工服和一张工牌，“工服三十块，从第一个月工资里扣。工牌押金二十，不干了退。上班时间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，中午休息一个小时，管一顿午饭。一小时十五块，加班另算。听懂了吗？”
“听懂了。”
“那行。”他站起来，走到车间里，对着一条流水线上喊了一声，“阿兰！”
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从流水线上站起来，跑了过来。她穿着蓝色的工服，头发扎成一个马尾，脸上没有化妆，眼角有些细纹，但皮肤很白，牙齿很整齐。她的工牌上写着“线长：李美兰”。
“这是新来的，”林老板指了指我，“安排在你的线上。教教他。”
李美兰看了我一眼，点了点头：“跟我来。”
李美兰带着我走到一条流水线的末端，指了指一个空着的工位。
“坐这。”
我坐下来。工位是一个铁皮桌子，桌面上铺着一层防静电垫，垫子上放着一个塑料托盘、一把镊子、一卷焊锡丝、一个电烙铁。电烙铁的线缠在桌腿上，插头插在桌子下面的排插上。
流水线是一条传送带，从车间的这头通到那头，慢慢地在转。传送带上放着电路板，一块接一块，像河面上的木板，慢慢地流过来，流到每一个工位前面，被工人拿起来，做完手上的活，再放回去，流向下一个人。
我前面的那个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瘦瘦的，戴着一副老花镜，正在往电路板上插电容。他的手很稳，动作很快，一块板子十几秒就做好了。他旁边的那个是一个年轻女孩，扎着马尾辫，低着头在用烙铁焊东西，焊点很小，但她焊得很整齐，一个一个，像排列整齐的蚂蚁。
“你会插件吗？”李美兰问我。
“不会。”
“我教你。”她拿起一块电路板，指了指上面的孔位，“这个是电容，长脚插正极，短脚插负极。这个是电阻，不分正负极，但要看色环，别插错阻值。这个是IC，方向不能错，缺口对着板子上的缺口。”
她一边说一边插，动作很快，手指像弹钢琴一样灵活。一块板子，十几个元件，她几秒钟就插完了。
“看懂了吗？”
“看懂了。”
“那你试试。”
我拿起一块电路板，开始插。
电容。长脚插正极，短脚插负极。第一个，对了。第二个，对了。电阻。色环是棕黑黑金的，一百欧。我找到对应的孔位，插进去。对了。IC。缺口对缺口，按下去。
一块板子，我插了差不多一分钟。慢，但没有错。
李美兰看了看，点了点头：“还行。慢了点，但能学。多练练就快了。”
她转身走了。
我继续插。第二块，还是慢。第三块，稍微快了一点。第四块，又慢回去了。手指不够灵活，有些元件太小，捏不住，掉在桌面上，滚到地上，弯腰去捡，又耽误了时间。
我旁边的那个女孩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。
“你是哪里来的？”她问。
她的声音很好听，带着一种软软的、糯糯的口音，像是糯米糍粑，甜而不腻。
“湖南。”我说。
“哦，湖南的。”她笑了笑，露出两颗小虎牙，“第一次进厂？”
“嗯。”
“没事，慢慢来。我刚来的时候比你还慢。”
她叫苏小蔓，四川绵阳的。她在鑫达干了一年多了，之前在一家玩具厂干过半年。她说她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下班之后去网吧上网，看电视剧，聊天。她说她在网上认识了很多朋友，全国各地都有，有的在深圳，有的在广州，有的在上海。
“你呢？”她问我，“你最喜欢做什么？”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看山。”
“看山？”她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，“山有什么好看的？”
“山好看。”我说，“每座山都不一样。有的山像龙，有的山像虎，有的山像笔架，有的山像屏风。看山能看出很多东西。”
苏小蔓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一种奇怪的东西。不是嘲笑，也不是好奇，而是一种……困惑。像是不明白我在说什么，但又觉得我说的很有意思。
“你说话好奇怪。”她说。
“哪里奇怪？”
“就是……不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说的话。”
我没有回答。继续**的电路板。
上午的时间过得很快。传送带不停地转，电路板不停地来。我一块一块地插，速度慢慢快了起来——从一分钟一块，到五十秒一块，到四十秒一块。但还是比旁边的人慢。我前面那个戴老花镜的男人，一块板子只要十几秒。苏小蔓更快，十秒都不到。
中午十二点，流水线停了。
李美兰拍了拍手：“吃饭了吃饭了，都去吃饭。一点钟回来。”
工人们站起来，伸懒腰，打哈欠，三三两两地往食堂走。食堂在一楼的最里面，是一个大房间，摆着十几张长条桌和塑料凳子。墙上贴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“节约粮食，人人有责”。
午饭是免费的。一个大姐站在窗口后面，面前摆着几个大不锈钢盆——一个盆里是米饭，一个盆里是炒白菜，一个盆里是土豆烧肉，一个盆里是紫菜蛋花汤。肉很少，土豆很多，汤里的紫菜像碎纸片，蛋花像头皮屑。
我端着不锈钢餐盘，打了米饭、白菜、土豆烧肉、一碗汤。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吃。
米饭有点硬，白菜炒得太咸，土豆烧肉里的肉肥多瘦少，咬一口满嘴油。但我吃得很快，很干净。在落雁坳，这已经算是不错的伙食了。
苏小蔓端着餐盘坐到了我对面。
“你怎么一个人吃？”她问。
“习惯了。”
“你爸呢？”
“他在另外一个车间。他做的是维修，跟我们不是一个线。”
“哦。”她点了点头，夹了一块土豆放进嘴里，“你爸在厂里好几年了，大家都知道他。他人好，老实，不爱说话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跟他像。”
“哪里像？”
“都不爱说话。”她笑了，“但我看你比你爸好一些。你爸是那种……怎么说呢……把自己关起来的那种不爱说话。你是那种……懒得说。”
我抬头看了她一眼。
她说的没错。
我爹是把自己关起来。他来深圳好几年了，在这个厂里干活，住在那个铁皮房里，没有朋友，没有社交，除了上班就是回来看电视。他不跟人来往，不是不想，是不会。他从落雁坳出来，没有文化，没有技术，没有钱，在这个城市里，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。所以他把自己关起来，不跟任何人打交道。
我不是懒得说。我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在落雁坳，我跟爷爷说话，跟山说话，跟水说话，跟罗盘说话。跟人说话，反而不太习惯。
“你怎么来深圳的？”苏小蔓问我。
“爷爷去世了。我爹在这，我就来了。”
苏小蔓的筷子停了一下。
“对不起。”她说，“我不知道……”
“没事。”
“你爷爷……对你很好吧？”
“嗯。很好。”
“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就在厂里干？”
“不。”我说，“我找两本书。”
“找书？”苏小蔓愣了一下，“什么书？”
“很老的书。”
“图书馆里有啊。深圳图书馆很大的，在市民中心那边。我路过过，没进去过。”
“图书馆里没有。”我说，“那两本书，不在图书馆里。”
苏小蔓看了我一眼，没有追问。她低下头，继续吃饭。
过了一会儿，她又抬起头来。
“你这个人，”她说，“真的很奇怪。”
下午的活跟上午一样。插件，插件，还是插件。
传送带不停地转，电路板不停地来。我的手指开始疼了。不是被烫的，是被元件硌的。电容的脚很细，但插多了，指腹上会起一层薄薄的茧。镊子夹元件的时候，手指要用力，时间长了，虎口酸酸的。
电烙铁是最难用的。下午开始学焊锡，李美兰教了一遍，让我自己试。我把电烙铁拿在手里，手抖得厉害，焊锡丝凑上去，化成一团，糊在焊盘上，把旁边的两个焊点连在了一起。
“不行，”李美兰走过来看了看，“太多了。少一点。”
我又试了一次。这次焊锡少了，没焊住，元件一晃就掉了。
“再来。”
第三次，终于焊上了。但焊点不圆，尖尖的，像一座小山。李美兰说这叫“虚焊”，用几天就掉了，要重焊。
我重焊了三次，才焊出一个勉强合格的焊点。
苏小蔓在旁边看着，忍不住笑了。
“你焊得好丑。”
“慢慢就好了。”我说。
“我给你看一个好看的。”她拿起电烙铁，在一块废板子上焊了一个点。一秒钟，焊锡化开，铺在焊盘上，形成一个光滑的、圆润的、银白色的小山包。像一滴水落在荷叶上，圆圆的，鼓鼓的，好看极了。
“怎么做到的？”
“手要稳，心要静。”她说，“你手抖得太厉害了。”
我看了看自己的手。确实在抖。不是紧张，是累。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，除了吃饭的半个小时，一直在干活。手指、手腕、手臂，都在抗议。
“你刚来，不习惯。”苏小蔓说，“过几天就好了。”
下午五点半，我的肚子开始叫了。午饭吃的东西早就消化完了，胃里空空的，像被人掏了一把。但晚饭要到八点下班之后才能吃。
苏小蔓递给我一颗糖。
“吃一颗，顶一顶。”
“谢谢。”
糖是大白兔奶糖，包装纸上印着一只大白兔，耳朵竖起来，好像在听什么。我把糖塞进嘴里，甜丝丝的，奶味很浓。
“你来深圳之前，在家里干什么？”苏小蔓一边干活一边问我。
“跟爷爷学东西。”
“学什么？”
“风水。”
苏小蔓的手停了一下。
“风水？”她转过头来看我，“就是……看风水那种风水？”
“嗯。”
“那不是骗人的吗？”
我没有生气。这个问题被问过很多次了。
“不是骗人的。”我说，“风水是真的。只是很多人在用风水骗人。”
“那你呢？你会不会？”
“会一点。”
苏小蔓看了我一会儿，然后笑了。
“那你给我看看，我家风水好不好？”
“没去看过，不知道。”
“那你什么时候去看看？”
“有机会去。”
“说好了啊。”她笑着说，“到时候我请你吃饭。”
晚上八点，流水线终于停了。
日光灯灭了一半，车间里暗了下来。工人们站起来，收拾东西，打卡，出门。没有人说话，每个人脸上都是疲惫的表情。十几个小时坐在流水线前面，眼睛盯着电路板，手不停地动，脑子是空的，身体是累的。
我站起来的时候，腰咔吧响了一声。弯了一天，直起来的时候，脊椎像是被人一节一节地掰直，每掰一节就响一下。手指伸不直了，弯着的，像鸡爪。虎口酸酸的，手腕也酸，肩膀也酸。
我走出车间，外面的空气比里面好。虽然还是有化学品的味道，但至少有风。风吹在脸上，凉凉的，把皮肤上的焊锡味吹散了一些。
我爹在厂门口等我。他靠在墙上，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，递给我。
“累不累？”
“还行。”
“明天就好了。”他说，“习惯了就不累了。”
我们走在黄田大道上，往村里走。路灯亮了，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路上的人很多，都是下班的。有些人骑着电动车，风一样地过去；有些人走着，低着头，看手机；有些人站在公交车站等车，脸上没有表情。
“爹。”
“嗯？”
“你在厂里好几年了，不累吗？”
他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累。”他说，“但习惯了。”
我们走进村里的巷子。巷子里比大路上热闹。烧烤摊的烟升起来，混着辣椒和孜然的味道。卖炒粉的摊子前站着几个人，等着打包。一个小店的门口摆着一台电视机，正在放新闻，几个***在门口看，手里拿着啤酒瓶。
我爹在小店门口停了一下，买了一包烟。红双喜，五块钱一包。他拆开，抽出一根，点上。烟雾在巷子的灯光下飘散，灰蓝色的，像一层薄纱。
“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？”我问。
“来深圳之后。”他说，“干活累了，抽一根，舒服点。”
我们爬上七楼，进了铁皮房。他把门关上，把工服脱了，挂在钉子上。然后他坐在床沿上，点了一根烟。
“元良。”
“嗯？”
“厂里……有没有人跟你说什么？”
“说什么？”
“就是……”他犹豫了一下，“有没有人说厂里闹鬼的事？”
我的手停了一下。
“闹鬼？”
“嗯。”他吸了一口烟，“最近几个月，厂里不太平。半夜的时候，车间里有哭声。保安去看，什么都没有。有人说看到人影在车间里飘，有人说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。已经有三个工人辞职了，都是女的，说晚上睡不着觉，做噩梦。”
“你见过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他说，“我上白班，晚上不在厂里。但林老板很头疼。再这么闹下去，人都要走光了。”
他把烟灰弹在地上，用脚碾灭。
“你懂这个，”他看着我，“要不要去看看？”
我没有马上回答。
闹鬼。哭声。人影。做噩梦。
这些听起来像是风水问题。或者是比风水更复杂的东西。
“明天晚上，”我说，“我去看看。”
我爹点了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。他站起来，走到灶台旁边，开始煮面。
铁皮房里安静下来，只有电磁炉嗡嗡的声音和锅里水开的声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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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爹在一个摊位上买了两根油条、两杯豆浆。他把一杯豆浆和一根油条递给我，自己拿着另一份，一边走一边吃。
“路上吃，”他说，“来不及了。”
我跟在他后面，穿过巷子，走到黄田大道上。黄田大道比村里的巷子宽多了，双向四车道，两边有人行道。人行道上全是人——都是去上班的。穿工服的、穿衬衫的、穿拖鞋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有些人走得很快，有些人慢吞吞的，有些人边走边吃早餐，有些人边走边打电话。
我们走了大概十五分钟，到了一个工业区。
工业区的门口有一块大石头，上面刻着“黄田工业区”五个字，刷着红漆。石头后面是一排铁栅栏门，门口有一个保安亭，里面坐着一个穿制服的保安，五十多岁，秃顶，正在看报纸。
我爹跟保安打了个招呼：“李叔。”
保安抬起头，看了他一眼，又看了看我：“这是你儿子？”
“嗯，刚来的。带他进厂。”
保安点了点头，挥了挥手，让我们进去了。
工业区里面是一排一排的厂房，方方正正的，灰白色的外墙，有些地方墙皮剥落了，露出里面的红砖。厂房的窗户很小，安着铁栏杆，像监狱的窗户。每一栋厂房门口都有一块牌子——“鑫达电子”“永昌五金”“华兴塑胶”“利达印刷”——各种各样的厂，各种各样的名字。
空气里有一股化学品的味道，说不清是胶水还是油漆，甜腻腻的，有点呛鼻子。
我爹带着我走进了中间的一栋厂房。门口挂着一块蓝色的牌子，上面写着“鑫达电子有限公司”。
厂房里面比外面凉快。不是空调的凉快，是那种阴凉——水泥地、铁皮墙、没有窗户，阳光照不进来，所以凉。
一楼是车间。车间很大，大概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，被分成几条流水线。每条流水线上坐着十几个人，清一色的蓝色工服，低着头，手在动，像是在做同一件事情的机器。头顶上是日光灯，一排一排的，发出白花花的光，照得每个人的脸都没有血色。车间的顶很高，能看到上面的钢管和电线，有些电线的绝缘皮已经老化了，露出里面的铜丝。
机器的声音很大——不是那种震耳欲聋的大，是一种持续的、嗡嗡的、让人头疼的大。像是有一群蜜蜂在脑子里飞，飞个不停。空气里有一股焊锡的味道，混着塑料的焦糊味和消毒水的味道。
我爹带着我走到车间办公室门口。办公室是用玻璃隔出来的一个小房间，里面摆着一张办公桌、一台电脑、一个文件柜。一个穿着白衬衫的中年男人坐在办公桌后面，正在看文件。
“林老板，”我爹敲了敲玻璃门，“我儿子来了。”
林老板抬起头，看了我一眼。
他四十多岁，矮胖身材，圆脸，小眼睛，头发梳得油光发亮，往后倒。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子，有小指那么粗，在日光灯下闪闪发亮。手上戴着三个金戒指，无名指上一个，中指上一个，大拇指上一个。他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，扎在裤腰里，裤腰很高，勒着一个圆滚滚的肚子。
“这就是你儿子？”林老板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“多大了？”
“十九。”我爹说。
“十九……”林老板点了点头，“长得像你。瘦了点。干过活没有？”
“干过。”我说。在落雁坳，什么活没干过？挑水、劈柴、种地、喂猪，什么都干。
“那就好。”林老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，递给我，“填一下。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、身份证号。”
我接过表格，趴在门口的凳子上填了。字写得不好看，但工整。林老板接过去看了一眼，点了点头：“字写得不错。初中毕业？”
“嗯。”
“够了。”他把表格放进抽屉里，从另一个抽屉里拿出一套工服和一张工牌，“工服三十块，从第一个月工资里扣。工牌押金二十，不干了退。上班时间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，中午休息一个小时，管一顿午饭。一小时十五块，加班另算。听懂了吗？”
“听懂了。”
“那行。”他站起来，走到车间里，对着一条流水线上喊了一声，“阿兰！”
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从流水线上站起来，跑了过来。她穿着蓝色的工服，头发扎成一个马尾，脸上没有化妆，眼角有些细纹，但皮肤很白，牙齿很整齐。她的工牌上写着“线长：李美兰”。
“这是新来的，”林老板指了指我，“安排在你的线上。教教他。”
李美兰看了我一眼，点了点头：“跟我来。”
李美兰带着我走到一条流水线的末端，指了指一个空着的工位。
“坐这。”
我坐下来。工位是一个铁皮桌子，桌面上铺着一层防静电垫，垫子上放着一个塑料托盘、一把镊子、一卷焊锡丝、一个电烙铁。电烙铁的线缠在桌腿上，插头插在桌子下面的排插上。
流水线是一条传送带，从车间的这头通到那头，慢慢地在转。传送带上放着电路板，一块接一块，像河面上的木板，慢慢地流过来，流到每一个工位前面，被工人拿起来，做完手上的活，再放回去，流向下一个人。
我前面的那个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瘦瘦的，戴着一副老花镜，正在往电路板上插电容。他的手很稳，动作很快，一块板子十几秒就做好了。他旁边的那个是一个年轻女孩，扎着马尾辫，低着头在用烙铁焊东西，焊点很小，但她焊得很整齐，一个一个，像排列整齐的蚂蚁。
“你会插件吗？”李美兰问我。
“不会。”
“我教你。”她拿起一块电路板，指了指上面的孔位，“这个是电容，长脚插正极，短脚插负极。这个是电阻，不分正负极，但要看色环，别插错阻值。这个是IC，方向不能错，缺口对着板子上的缺口。”
她一边说一边插，动作很快，手指像弹钢琴一样灵活。一块板子，十几个元件，她几秒钟就插完了。
“看懂了吗？”
“看懂了。”
“那你试试。”
我拿起一块电路板，开始插。
电容。长脚插正极，短脚插负极。第一个，对了。第二个，对了。电阻。色环是棕黑黑金的，一百欧。我找到对应的孔位，插进去。对了。IC。缺口对缺口，按下去。
一块板子，我插了差不多一分钟。慢，但没有错。
李美兰看了看，点了点头：“还行。慢了点，但能学。多练练就快了。”
她转身走了。
我继续插。第二块，还是慢。第三块，稍微快了一点。第四块，又慢回去了。手指不够灵活，有些元件太小，捏不住，掉在桌面上，滚到地上，弯腰去捡，又耽误了时间。
我旁边的那个女孩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。
“你是哪里来的？”她问。
她的声音很好听，带着一种软软的、糯糯的口音，像是糯米糍粑，甜而不腻。
“湖南。”我说。
“哦，湖南的。”她笑了笑，露出两颗小虎牙，“第一次进厂？”
“嗯。”
“没事，慢慢来。我刚来的时候比你还慢。”
她叫苏小蔓，四川绵阳的。她在鑫达干了一年多了，之前在一家玩具厂干过半年。她说她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下班之后去网吧上网，看电视剧，聊天。她说她在网上认识了很多朋友，全国各地都有，有的在深圳，有的在广州，有的在上海。
“你呢？”她问我，“你最喜欢做什么？”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看山。”
“看山？”她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，“山有什么好看的？”
“山好看。”我说，“每座山都不一样。有的山像龙，有的山像虎，有的山像笔架，有的山像屏风。看山能看出很多东西。”
苏小蔓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一种奇怪的东西。不是嘲笑，也不是好奇，而是一种……困惑。像是不明白我在说什么，但又觉得我说的很有意思。
“你说话好奇怪。”她说。
“哪里奇怪？”
“就是……不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说的话。”
我没有回答。继续**的电路板。
上午的时间过得很快。传送带不停地转，电路板不停地来。我一块一块地插，速度慢慢快了起来——从一分钟一块，到五十秒一块，到四十秒一块。但还是比旁边的人慢。我前面那个戴老花镜的男人，一块板子只要十几秒。苏小蔓更快，十秒都不到。
中午十二点，流水线停了。
李美兰拍了拍手：“吃饭了吃饭了，都去吃饭。一点钟回来。”
工人们站起来，伸懒腰，打哈欠，三三两两地往食堂走。食堂在一楼的最里面，是一个大房间，摆着十几张长条桌和塑料凳子。墙上贴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“节约粮食，人人有责”。
午饭是免费的。一个大姐站在窗口后面，面前摆着几个大不锈钢盆——一个盆里是米饭，一个盆里是炒白菜，一个盆里是土豆烧肉，一个盆里是紫菜蛋花汤。肉很少，土豆很多，汤里的紫菜像碎纸片，蛋花像头皮屑。
我端着不锈钢餐盘，打了米饭、白菜、土豆烧肉、一碗汤。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吃。
米饭有点硬，白菜炒得太咸，土豆烧肉里的肉肥多瘦少，咬一口满嘴油。但我吃得很快，很干净。在落雁坳，这已经算是不错的伙食了。
苏小蔓端着餐盘坐到了我对面。
“你怎么一个人吃？”她问。
“习惯了。”
“你爸呢？”
“他在另外一个车间。他做的是维修，跟我们不是一个线。”
“哦。”她点了点头，夹了一块土豆放进嘴里，“你爸在厂里好几年了，大家都知道他。他人好，老实，不爱说话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跟他像。”
“哪里像？”
“都不爱说话。”她笑了，“但我看你比你爸好一些。你爸是那种……怎么说呢……把自己关起来的那种不爱说话。你是那种……懒得说。”
我抬头看了她一眼。
她说的没错。
我爹是把自己关起来。他来深圳好几年了，在这个厂里干活，住在那个铁皮房里，没有朋友，没有社交，除了上班就是回来看电视。他不跟人来往，不是不想，是不会。他从落雁坳出来，没有文化，没有技术，没有钱，在这个城市里，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。所以他把自己关起来，不跟任何人打交道。
我不是懒得说。我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在落雁坳，我跟爷爷说话，跟山说话，跟水说话，跟罗盘说话。跟人说话，反而不太习惯。
“你怎么来深圳的？”苏小蔓问我。
“爷爷去世了。我爹在这，我就来了。”
苏小蔓的筷子停了一下。
“对不起。”她说，“我不知道……”
“没事。”
“你爷爷……对你很好吧？”
“嗯。很好。”
“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就在厂里干？”
“不。”我说，“我找两本书。”
“找书？”苏小蔓愣了一下，“什么书？”
“很老的书。”
“图书馆里有啊。深圳图书馆很大的，在市民中心那边。我路过过，没进去过。”
“图书馆里没有。”我说，“那两本书，不在图书馆里。”
苏小蔓看了我一眼，没有追问。她低下头，继续吃饭。
过了一会儿，她又抬起头来。
“你这个人，”她说，“真的很奇怪。”
下午的活跟上午一样。插件，插件，还是插件。
传送带不停地转，电路板不停地来。我的手指开始疼了。不是被烫的，是被元件硌的。电容的脚很细，但插多了，指腹上会起一层薄薄的茧。镊子夹元件的时候，手指要用力，时间长了，虎口酸酸的。
电烙铁是最难用的。下午开始学焊锡，李美兰教了一遍，让我自己试。我把电烙铁拿在手里，手抖得厉害，焊锡丝凑上去，化成一团，糊在焊盘上，把旁边的两个焊点连在了一起。
“不行，”李美兰走过来看了看，“太多了。少一点。”
我又试了一次。这次焊锡少了，没焊住，元件一晃就掉了。
“再来。”
第三次，终于焊上了。但焊点不圆，尖尖的，像一座小山。李美兰说这叫“虚焊”，用几天就掉了，要重焊。
我重焊了三次，才焊出一个勉强合格的焊点。
苏小蔓在旁边看着，忍不住笑了。
“你焊得好丑。”
“慢慢就好了。”我说。
“我给你看一个好看的。”她拿起电烙铁，在一块废板子上焊了一个点。一秒钟，焊锡化开，铺在焊盘上，形成一个光滑的、圆润的、银白色的小山包。像一滴水落在荷叶上，圆圆的，鼓鼓的，好看极了。
“怎么做到的？”
“手要稳，心要静。”她说，“你手抖得太厉害了。”
我看了看自己的手。确实在抖。不是紧张，是累。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，除了吃饭的半个小时，一直在干活。手指、手腕、手臂，都在抗议。
“你刚来，不习惯。”苏小蔓说，“过几天就好了。”
下午五点半，我的肚子开始叫了。午饭吃的东西早就消化完了，胃里空空的，像被人掏了一把。但晚饭要到八点下班之后才能吃。
苏小蔓递给我一颗糖。
“吃一颗，顶一顶。”
“谢谢。”
糖是大白兔奶糖，包装纸上印着一只大白兔，耳朵竖起来，好像在听什么。我把糖塞进嘴里，甜丝丝的，奶味很浓。
“你来深圳之前，在家里干什么？”苏小蔓一边干活一边问我。
“跟爷爷学东西。”
“学什么？”
“风水。”
苏小蔓的手停了一下。
“风水？”她转过头来看我，“就是……看风水那种风水？”
“嗯。”
“那不是骗人的吗？”
我没有生气。这个问题被问过很多次了。
“不是骗人的。”我说，“风水是真的。只是很多人在用风水骗人。”
“那你呢？你会不会？”
“会一点。”
苏小蔓看了我一会儿，然后笑了。
“那你给我看看，我家风水好不好？”
“没去看过，不知道。”
“那你什么时候去看看？”
“有机会去。”
“说好了啊。”她笑着说，“到时候我请你吃饭。”
晚上八点，流水线终于停了。
日光灯灭了一半，车间里暗了下来。工人们站起来，收拾东西，打卡，出门。没有人说话，每个人脸上都是疲惫的表情。十几个小时坐在流水线前面，眼睛盯着电路板，手不停地动，脑子是空的，身体是累的。
我站起来的时候，腰咔吧响了一声。弯了一天，直起来的时候，脊椎像是被人一节一节地掰直，每掰一节就响一下。手指伸不直了，弯着的，像鸡爪。虎口酸酸的，手腕也酸，肩膀也酸。
我走出车间，外面的空气比里面好。虽然还是有化学品的味道，但至少有风。风吹在脸上，凉凉的，把皮肤上的焊锡味吹散了一些。
我爹在厂门口等我。他靠在墙上，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，递给我。
“累不累？”
“还行。”
“明天就好了。”他说，“习惯了就不累了。”
我们走在黄田大道上，往村里走。路灯亮了，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路上的人很多，都是下班的。有些人骑着电动车，风一样地过去；有些人走着，低着头，看手机；有些人站在公交车站等车，脸上没有表情。
“爹。”
“嗯？”
“你在厂里好几年了，不累吗？”
他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累。”他说，“但习惯了。”
我们走进村里的巷子。巷子里比大路上热闹。烧烤摊的烟升起来，混着辣椒和孜然的味道。卖炒粉的摊子前站着几个人，等着打包。一个小店的门口摆着一台电视机，正在放新闻，几个***在门口看，手里拿着啤酒瓶。
我爹在小店门口停了一下，买了一包烟。红双喜，五块钱一包。他拆开，抽出一根，点上。烟雾在巷子的灯光下飘散，灰蓝色的，像一层薄纱。
“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？”我问。
“来深圳之后。”他说，“干活累了，抽一根，舒服点。”
我们爬上七楼，进了铁皮房。他把门关上，把工服脱了，挂在钉子上。然后他坐在床沿上，点了一根烟。
“元良。”
“嗯？”
“厂里……有没有人跟你说什么？”
“说什么？”
“就是……”他犹豫了一下，“有没有人说厂里闹鬼的事？”
我的手停了一下。
“闹鬼？”
“嗯。”他吸了一口烟，“最近几个月，厂里不太平。半夜的时候，车间里有哭声。保安去看，什么都没有。有人说看到人影在车间里飘，有人说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。已经有三个工人辞职了，都是女的，说晚上睡不着觉，做噩梦。”
“你见过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他说，“我上白班，晚上不在厂里。但林老板很头疼。再这么闹下去，人都要走光了。”
他把烟灰弹在地上，用脚碾灭。
“你懂这个，”他看着我，“要不要去看看？”
我没有马上回答。
闹鬼。哭声。人影。做噩梦。
这些听起来像是风水问题。或者是比风水更复杂的东西。
“明天晚上，”我说，“我去看看。”
我爹点了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。他站起来，走到灶台旁边，开始煮面。
铁皮房里安静下来，只有电磁炉嗡嗡的声音和锅里水开的声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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