晓卷 第十八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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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章 股东尽变掌柜客 江山只在自私中
定场诗
上古共治同天下，后世孤家一姓尊。
股东变作打工客，社稷翻为私院门。
国难吝财千万两，敌来屈膝几灵魂。
可怜自负聪明辈，一败江山不复存。
香烛残泪，青烟散尽。木昌森关于南明覆灭的剖析，已将那段历史肌理下最溃烂的病灶——永无休止的内斗、自毁长城般的倾轧——血淋淋地剜出，摊在冰冷的现实天光之下。偏堂内，那“人祸”二字，比“天灾”、“法弊”更沉重，更荒谬，更令人胸臆难平。它指向的不是不可抗的劫数，而是人心深处主动选择的堕落与背叛。
木守玄静立，沉默如古井。儿子的声音，幼嫩却如金石，在他心中凿开一层又一层疑惑的坚冰。南明的荒唐，是病发时的呕血与癫狂，是最后的疯狂。可那让一个庞大帝国从骨髓里坏死，从“君臣共治，同御外侮”沦落到“国难当头，犹自操戈”的、更古老、更顽固、更深植于制度与人心的绝症，究竟根源何在？那让无数饱读诗书、自诩精英的士大夫，在最后关头选择背过身去，甚至为敌前驱的，究竟是什么？
木昌森的目光，似乎穿透了这祠堂的梁柱，投向了更为幽邃的历史长河深处。他开口，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一种洞穿千年的寒意，那寒意并非来自稚子，而像是历史本身在陈述：
“前论明亡，说的是天时、法度、粮脉、人心交织的劫数，虽积重难返，尚可归咎于百年痼疾。再论南明，说的是手握天牌却自毁长城，是触目惊心的人祸。然而，爹爹，此二者终究是症候，是病象，是那个垂死巨人踉跄跌倒、最终咽气的最后姿态。”
他略作停顿，让那沉重的静默在父子间蔓延，然后，一字一句，叩问那历史的死结：
“我们若不止步于哀叹其‘如何’倒下，而要追问它‘为何’从一开始就气血两虚、为何在需要聚力时却从心脏崩解，便须静下心来，拨开那党争、猜忌、短视、背叛的重重迷雾，直问一句最根本的话——”
“为何，同样是华夏天下，同样是夷狄叩关、兵临城下，宋之前与宋明之后，会是云泥之别的两番景象？”
“为何五胡乱华，中原陆沉，衣冠南渡，尚有祖逖击楫中流，有刘琨孤守晋阳，有无数世家大族举族南迁，保文化血脉于不坠？为何南北朝对峙，虽有名臣猛将各为其主，却罕见顶尖的宰辅、名将、文宗、士族领袖，主动投靠鲜卑、羯、氐、羌，并为之尽心谋划，以倾覆故国为能事？即便有侯景、有刘豫，亦被视作豺狼，为天下共弃。”
“为何到了明末，内阁大学士可降（如李建泰、魏藻德）、督师经略可降（如洪承畴）、边关大将可降（如吴三桂、孔有德、耿仲明）、乃至宗室亲王（如朱由棷）亦能靦颜事虏？为何剃发易服，这攸关华夷大防、衣冠体统的生死线，在江南竟能推行得下去？那些平日里高谈‘夷夏之防’、‘气节重于泰山’的东林君子、复社名流，何以在清军兵锋下，跪得那般顺滑，剃得那般干脆，仿佛昨日之誓，皆是梦呓？”
“为何那些与朱明王朝血肉相连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皇亲国戚、世袭勋贵、部院重臣，在社稷存亡的最后关头，宁可抱着金山银山一同坠入深渊，也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？他们是真的蠢到看不见‘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’？还是心中早已有了别的盘算？”
木昌森的目光，清澈而锐利，如同淬火的针，刺向那千年痼疾的核心：
“这一切悖逆人伦常理、令后世扼腕不解的答案，不在那玄虚的‘天命靡常’，亦不在那模糊的‘气数已尽’。而在两千年帝制演进之中，那套维系天下人心的根本契约，早已被悄然篡改、侵蚀、直至彻底撕毁。在于那支撑文明大厦的梁柱，其内核已被蛀空，外表虽仍堂皇，实则一触即溃。”
“大明之亡，南明之灭，刨开所有浮于表面的枝叶，其最深层、最顽固、也最致命的病根，只在两条根本之变，两条相互缠绕、互为因果的毒藤。”
他缓缓抬起右手，食指与中指并立，如判决之剑：
“其一，是天下权力结构与利益分配的千年蜕变：从‘共治天下’的‘股东合伙制’，彻底沦落为‘一姓私天下’的‘皇帝独资雇佣制’。”
“其二，是作为社会精英与中坚的士大夫阶层，其精神脊梁与责任担当的彻底沦丧：从‘家国股东’的主人翁意识，堕落为‘精致利己的掌柜’心态，乃至在最后关头，沦为毫无底线的‘投机帮闲’与‘无耻贰臣’。”
“先说这第一条，‘天下’归属之变，亦是人心所向之变的根基。”
木昌森的语调变得悠长，仿佛在展开一幅浩瀚的历史画卷：
“自先秦封建，诸侯裂土，经两汉之‘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’，至魏晋南北朝之‘王与马，共天下’，乃至隋唐之关陇集团、山东士族、江南华胄与皇权共舞……华夏之天下，在绝大多数时间里，从来不是，也不可能是一家一姓能够独占的私产。 那是一种基于复杂实力平衡与默契的‘共治格局’。”
“皇帝，是‘共主’，是名义上最大的‘董事长’，是天下秩序的象征与裁决者。而盘踞地方、拥有土地、人口、部曲、知识（家学传承）、声望，乃至私人武装的世家大族、地方豪强、功勋集团、将门世家，则是大小不等的‘股东’。他们与皇权之间，存在一种微妙的契约：皇权承认并保障他们的利益与地位，他们则向皇权效忠，提供治理所需的人才、物资与武力支持。天下，是皇帝与这些‘股东’们共同经营的‘产业’。一荣未必完全俱荣，但一损，则这些‘股东’的核心利益必将首当其冲。”
“在那个时代，一个人的身份、地位、前途与安全，深深植根于其郡望、宗族、门第、世代积累的乡里影响力与武装实力。王朝（国）的存续，意味着既有秩序、文化特权、经济利益的稳定与传承；王朝（国）的覆灭，尤其被异族倾覆，则意味着原有的游戏规则被彻底打破，熟悉的保护伞消失，家族可能面临清洗、掠夺、文化灭绝，数百年积累的财富、声望、知识传承，可能瞬间化为乌有。 五胡乱华时，为何中原士族不惜举族南迁，历尽艰险也要保住衣冠？因为对他们而言，保晋室，便是保自身门第，保华夏文明，便是保自家安身立命的根本。 这不是简单的忠君，这是最根本的生存自卫，是最朴素的利益计算。”
“因此，在那个‘股东合伙’的时代，面对真正意义上的外部入侵者（如匈奴、鲜卑、突厥），整个精英阶层有着共同御侮的强大内在动力。投靠外敌，意味着背叛自己的‘股东’身份，毁掉自己在‘公司’里的股份，去给一个陌生的、文化迥异的、可能视你为工具的强盗当奴仆，是风险极高、收益极不确定的愚蠢行为。所以，纵然内部争斗不休，面对真正的‘外人’来抢夺‘家业’，‘股东’们往往能暂时搁置争议，一致对外。这无关品德高下，实乃利害使然。”
木昌森话锋陡然下沉，如同从开阔的平原踏入幽深曲折的峡谷：
“可这一切，自宋代开始，发生了静默而彻底的根本性扭转。及至大明，太祖朱元璋以其草根皇帝特有的、对任何可能威胁皇权的力量都充满猜忌的、近乎偏执的掌控欲，将这种扭转推向了历史的极端。”
“从宋太祖‘杯酒释兵权’，以‘崇文抑武’国策彻底瓦解将门世家，到以科举制近乎完全取代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，打破门阀对上升通道的垄断，再到朱元璋废除丞相，屠戮功臣，将宗室当猪圈养，以严刑峻法和厂卫特务体系监控天下，迁徙富户，打击豪强……历代帝王，尤其是得国不正或出身草莽的强势之君，其终极目标空前清晰且一致：削平一切可能威胁皇权的‘山头’，将一切权力，尽可能收归皇帝一人之手。 世家被打散，豪强被压制，武将地位一落千丈，文官成为皇权延伸的、可随意替换的治理工具。君臣之间那点微薄的‘共治’契约感、伙伴感，荡然无存。”
“天下格局，由此发生了质的剧变：从‘大东家（皇帝）带领一群有实力、有根基的小东家（世家、豪强、将门）合伙经营’，彻底、干净地演变为——一个绝对的、至高无上的、孤家寡人的‘唯一东家’（皇帝），雇佣一群无根无基、仰其鼻息、随时可替换的‘职业经理人’（文官）和‘安保队长’（武将），来打理他一个人的无限公司。”
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这句话在此时，才被赋予了最冷酷、最彻底的含义。江山是朱家一姓的私产，社稷是皇家的私业。兴，是朱家一人一姓之福；亡，是朱家一人一姓之祸。 与尔等‘打工的’何干？你们不过是领一份俸禄，干一份差事罢了。东家换了，只要新东家还用得着你这门手艺，你换个招牌，照样干活领钱。”
“久而久之，一种深入骨髓的潜意识和行为逻辑，在天下精英心中生根发芽：这江山社稷，是老板朱家的，不是我们这些伙计的。老板生意兴隆，我们或许能多分点赏钱，混个管事；老板家业败了，我们卷铺盖走人，换个东家便是。何必为了老板的家产，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？”
“共治之天下，人人有股，外敌来抢，便是抢我们共同的产业，故能迸发‘兄弟阋于墙，外御其侮’的血性与凝聚力。一姓之私天下，人人打工，东家有难，伙计们自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工钱、自己的退路，甚至琢磨着如何从将倾的大厦里，多捞些好处。 这便是明末人心涣散、无人愿为这个王朝真心效死力的第一根源，也是最深层的制度性根源。非是人心一夜变坏，而是游戏规则早已变更，‘股东’变成了‘打工仔’，谁还会为老板的家族企业拼死拼活？”
木守玄听到此处，只觉一股寒意自脊椎升起，直冲天灵盖。这比喻何等直白，又何等诛心！它将“忠君爱国”那层温情脉脉的伦理面纱狠狠撕下，露出了其下冰冷残酷的利益逻辑与雇佣关系。然而，他无法反驳，因为那血淋淋的历史结局，那满朝文武的所作所为，无一不在印证这冷酷的法则。原来，道德的崩塌，其根基早在制度的演变中就已松动。
“然而，”木昌森的声音陡然转厉，如同冰层下的暗流，带着更刺骨的寒意，“如果说这‘天下为私’的结构之变，是埋下了人性堕落的土壤，让‘股东精神’消亡，‘打工心态’滋生。那么，明末那些自诩为天下精英、读圣贤书、食朝廷禄的士大夫们，其自身膨胀到极致的‘精致利己主义’与‘令人发指的短视愚蠢’，则是在这片盐碱地上，盛开的最为妖异、也最为致命的毒花。他们是压垮骆驼的，最后一根，也是蘸满了毒液的稻草。”
“崇祯末年，天灾人祸并至，流寇建虏交侵，国库耗竭，九边饥军，京师已成狂风中之危烛。崇祯皇帝，这位素来刚愎自负、多疑刻薄的君主，在帝国最后的时刻，终于抛下了那‘孤家寡人’的可怜尊严，不再是他那‘独资公司’说一不二的老板，而是像一个破产在即、走投无路的东家，对着他高薪聘请的‘掌柜’、‘账房’、‘护院’们，作揖打躬，痛哭流涕，近乎哀求，希望这些皇亲国戚、勋贵大臣、部院高官，能看在往日情分、看在自身长远利益的份上，拿出些私房钱，助饷救国，好歹把这‘买卖’撑下去。”
木昌森描绘着那幅极具讽刺与悲哀的画面，语气却平静得可怕：
“那是怎样一幅荒诞而心酸的景象？一国之君，不再是口含天宪，而是近乎卑微地，求着他的雇员们，掏钱出来，救一救这个大家（其实只是他朱家）马上就要关张的‘铺子’。煌煌庙堂，成了讨债与哭穷的市井。何其悲哀！何其荒谬！”
“结果呢？”他自问自答，每个字都像淬火的钉子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，“满朝朱紫，竟相哭穷！人人诉苦！ 文官们说家无余财，早已清贫如水，堪比海瑞；武将们说倾尽家资以养军，实在囊空如洗；那些世受国恩、与国同休的皇亲国戚、世袭公侯，更是摆出一副‘生计艰难’、‘入不敷出’、‘尚需朝廷接济’的无赖嘴脸。上至国丈周奎，下至六部堂官，哪一个不是良田千顷，哪一家不是窖藏金银？可他们就是铁公鸡，一毛不拔！最终，在皇帝几乎要跪下的哀求中，这群帝国的顶级精英、既得利益者，像打发叫花子一样，抠【】抠搜搜，凑出了区区二十万两银子。这点钱，还不够支付京城守军一月的欠饷！而彼时，李自成的大军，已能望见北京城墙的轮廓。”
“他们是真的穷吗？”木昌森冷笑，那笑声在寂静的祠堂里回荡，格外刺耳，“不，他们富可敌国。李自成破城后，不再‘哀求’，而是‘拷掠’。刘宗敏的夹棍、烙铁，比皇帝的眼泪有用千万倍。往日那些道貌岸然、一毛不拔的老爷们，在皮开肉绽、筋断骨折的惨嚎中，纷纷吐出了真金白银。这一通酷刑，榨出了多少？整整超过七千万两白银！ 这还仅仅是北京一城，仅仅是这些权贵浮财的一部分，尚未计算田产、宅院、商铺等不动产。”
“哀求所得：二十万两。拷掠所得：七千万两。” 木昌森将这组数字缓缓吐出，其间的反差，已无需任何修饰，便将那极致的虚伪、自私与愚蠢，暴露在历史的聚光灯下，刺眼得让人无法直视。他接着，用更沉缓的语调，剖析那个最具代表性、也最令人齿冷的例子：
“所有人中，谁最该、也最必须拼命保国？自然是与皇帝利益捆绑最深、一损俱损的皇亲国戚，尤其是当朝国丈，崇祯皇帝岳父，周皇后生父，太子慈烺的亲外祖父——嘉定伯周奎。”
“于情， 他是皇帝至亲，皇后之父，未来天子的外公，血脉相连，荣辱与共，可谓休戚最相关者。”
“于理， 他是外戚之首，天下表率，世受皇恩，理当毁家纾难，率先垂范，以安人心。”
“于利， 大明江山稳固一日，他周家便是顶级外戚，富贵无极，权势熏天，子孙世代永享特权。大明若亡，他作为首要皇亲、帝国象征之一，必是流寇、清军首要清算对象，倾巢之下，绝无完卵！家财、性命、家族，顷刻间便是灭顶之灾！”
“无论从亲情、道义还是最冷酷的利益算计，周奎都应该是那个砸锅卖铁、散尽家财也要支持女婿、保住外孙江山的第一人。保住大明，就是保住他周家的一切。”
“可这位国丈大人的所作所为，堪称将‘愚蠢到极致的自私’演绎得淋漓尽致，足以成为千古笑柄，亦足为万世警钟。”
木昌森详细复述了那个著名的、令人心寒齿冷的细节，语气平淡，却比最激烈的控诉更有力量：
“深明大义又忧心如焚的周皇后，深知其父吝啬成性，又恐父亲行为不端贻羞天下，在国事艰难、内帑空虚之际，悄悄从自己那早已缩水无数倍的私房钱中，咬牙取出五千两银子，派人秘密送至国丈府。她哀求父亲，以此钱为引，对外宣称是周家捐献，以身为率，带动勋贵大臣，共纾国难，既全父亲名声，亦实救国于万一。 一个深宫皇后，一个女儿，在此时能做到这一步，可谓用心良苦，仁至义尽，已将父女之情、家国大义做到了极致。”
“可周奎是如何回报女儿这片苦心的？这位家资巨万、富甲京师的国丈，收到女儿这带着体温、带着最后绝望希望的五千两‘救命钱’、‘体面钱’后，竟然，从中克扣、贪墨了两千两，只将剩下的三千两，磨磨蹭蹭、心不甘情不愿地上交国库！”
“国难当头，社稷将倾，女儿的救命钱、脸面钱，他都要雁过拔毛！江山将覆，外孙的天下、自家的根本，他都不肯出血相救！ 他难道真的蠢到以为，北京城破，他贪下的那两千两，他库房里堆积如山的金银，还能保得住？他周家满门老小，还能在新朝的刀下讨得活路？”
“不，他不是想不到。他是自私贪婪到了骨髓里，短视愚蠢到了极致，一种病态的、疯狂的守财奴心态和侥幸投机心理，完全吞噬了他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理智、亲情和对危险最起码的判断力。 他，以及当时朝廷上许多像他一样的顶级权贵，都陷入了一种可悲又可恨的集体妄想：天下兴亡，不过是皇帝轮流做。蒙古人来了，不也重用耶律楚材、刘秉忠？满清来了，想必也会如此。只要我有钱、有地位、有名望，给谁跪下不是跪？给谁磕头不是磕？换个老板，我或许还是国公，还是大学士，说不定还能更进一步！”
“正是这种深入骨髓的‘高级打工仔思维’——东家破产倒闭，我换个东家，凭我的手艺（做官的本事）和本钱（家财），说不定还能谋个更好的职位——让他们在帝国生死存亡的关头，毫无底线，毫无气节，也毫无远见。他们读了一辈子圣贤书，开口闭口仁义道德、忠君爱国，骨子里却只剩下了最极端、最精致的利己算计。他们只看得见眼前私库里闪烁的金银，看不见身后即将席卷而来的、足以焚毁一切的滔天巨浪；只算得清自己账簿上锱铢必较的出入，算不清王朝倾覆后那无可逃避的、灭门绝户、身死名裂、为天下笑的最终结局。”
“于是，我们便看到了那幅遗臭万年、足以让一切斯文扫地的历史众生相：”木昌森语带刻骨的讥讽，如刀如戟，剖开那些道貌岸然下的丑陋灵魂，“东林领袖、文坛宗伯、礼部尚书钱谦益，国破之日，其妾柳如是劝其殉国，共投湖水，他探手试水，曰：‘水太凉，不宜。’ 清军兵临南京城下，他率众跪迎，剃发易服，后竟有‘头皮痒甚’之谑谈。更有无数官员，昨日奏章中还在痛斥奸佞、以气节自许，今日便争先恐后起草降表，争做新朝开国之功臣；昨日诗文中还在哀叹故国、思念旧君，明日便鞍前马后，为异族主子征伐故国同袍效力。”
“他们天真地以为，或者说自我欺骗地相信，投降之后，不过是换身官袍，换个主子磕头，高官厚禄依旧，锦衣玉食照常。却不知，等待他们的是‘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’的野蛮律令，是“扬州十日”、“嘉定三屠”的淋漓鲜血，是圈地占房、掠夺为奴的家破人亡，是文字狱下动辄得咎、心惊胆战的朝不保夕，是身为‘武臣’、在青史丹书上永远洗刷不去的骂名，在灵魂深处永远无法安宁的拷问。他们用气节、用良知、用民族大义换来的，并非想象中的安稳富贵，而是千古骂名、家族衰败、以及精神上永久性的残废与奴化。”
“聪明吗？算计了一生，占尽了便宜，钻营了一世。最终，算丢了自己的魂灵，算亡了家族的运数，也算断了华夏脊梁最后一口硬气。聪明反被聪明误，自私终被自私噬。这，便是天道好还，报应不爽。”
祠堂内，最后一缕香烛的青烟也彻底消散在冰冷的空气中。月光更加清冷地泼洒进来，照亮香案上那一列列沉寂的牌位，也照亮木守玄脸上那复杂难言的神情——有彻骨的冰寒，有洞悉后的悲凉，更有一种幻灭后的清明。
儿子的话语，如同最后一阵凛冽的朔风，将他心中关于旧朝最后一点温情的、道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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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古共治同天下，后世孤家一姓尊。
股东变作打工客，社稷翻为私院门。
国难吝财千万两，敌来屈膝几灵魂。
可怜自负聪明辈，一败江山不复存。
香烛残泪，青烟散尽。木昌森关于南明覆灭的剖析，已将那段历史肌理下最溃烂的病灶——永无休止的内斗、自毁长城般的倾轧——血淋淋地剜出，摊在冰冷的现实天光之下。偏堂内，那“人祸”二字，比“天灾”、“法弊”更沉重，更荒谬，更令人胸臆难平。它指向的不是不可抗的劫数，而是人心深处主动选择的堕落与背叛。
木守玄静立，沉默如古井。儿子的声音，幼嫩却如金石，在他心中凿开一层又一层疑惑的坚冰。南明的荒唐，是病发时的呕血与癫狂，是最后的疯狂。可那让一个庞大帝国从骨髓里坏死，从“君臣共治，同御外侮”沦落到“国难当头，犹自操戈”的、更古老、更顽固、更深植于制度与人心的绝症，究竟根源何在？那让无数饱读诗书、自诩精英的士大夫，在最后关头选择背过身去，甚至为敌前驱的，究竟是什么？
木昌森的目光，似乎穿透了这祠堂的梁柱，投向了更为幽邃的历史长河深处。他开口，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一种洞穿千年的寒意，那寒意并非来自稚子，而像是历史本身在陈述：
“前论明亡，说的是天时、法度、粮脉、人心交织的劫数，虽积重难返，尚可归咎于百年痼疾。再论南明，说的是手握天牌却自毁长城，是触目惊心的人祸。然而，爹爹，此二者终究是症候，是病象，是那个垂死巨人踉跄跌倒、最终咽气的最后姿态。”
他略作停顿，让那沉重的静默在父子间蔓延，然后，一字一句，叩问那历史的死结：
“我们若不止步于哀叹其‘如何’倒下，而要追问它‘为何’从一开始就气血两虚、为何在需要聚力时却从心脏崩解，便须静下心来，拨开那党争、猜忌、短视、背叛的重重迷雾，直问一句最根本的话——”
“为何，同样是华夏天下，同样是夷狄叩关、兵临城下，宋之前与宋明之后，会是云泥之别的两番景象？”
“为何五胡乱华，中原陆沉，衣冠南渡，尚有祖逖击楫中流，有刘琨孤守晋阳，有无数世家大族举族南迁，保文化血脉于不坠？为何南北朝对峙，虽有名臣猛将各为其主，却罕见顶尖的宰辅、名将、文宗、士族领袖，主动投靠鲜卑、羯、氐、羌，并为之尽心谋划，以倾覆故国为能事？即便有侯景、有刘豫，亦被视作豺狼，为天下共弃。”
“为何到了明末，内阁大学士可降（如李建泰、魏藻德）、督师经略可降（如洪承畴）、边关大将可降（如吴三桂、孔有德、耿仲明）、乃至宗室亲王（如朱由棷）亦能靦颜事虏？为何剃发易服，这攸关华夷大防、衣冠体统的生死线，在江南竟能推行得下去？那些平日里高谈‘夷夏之防’、‘气节重于泰山’的东林君子、复社名流，何以在清军兵锋下，跪得那般顺滑，剃得那般干脆，仿佛昨日之誓，皆是梦呓？”
“为何那些与朱明王朝血肉相连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皇亲国戚、世袭勋贵、部院重臣，在社稷存亡的最后关头，宁可抱着金山银山一同坠入深渊，也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？他们是真的蠢到看不见‘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’？还是心中早已有了别的盘算？”
木昌森的目光，清澈而锐利，如同淬火的针，刺向那千年痼疾的核心：
“这一切悖逆人伦常理、令后世扼腕不解的答案，不在那玄虚的‘天命靡常’，亦不在那模糊的‘气数已尽’。而在两千年帝制演进之中，那套维系天下人心的根本契约，早已被悄然篡改、侵蚀、直至彻底撕毁。在于那支撑文明大厦的梁柱，其内核已被蛀空，外表虽仍堂皇，实则一触即溃。”
“大明之亡，南明之灭，刨开所有浮于表面的枝叶，其最深层、最顽固、也最致命的病根，只在两条根本之变，两条相互缠绕、互为因果的毒藤。”
他缓缓抬起右手，食指与中指并立，如判决之剑：
“其一，是天下权力结构与利益分配的千年蜕变：从‘共治天下’的‘股东合伙制’，彻底沦落为‘一姓私天下’的‘皇帝独资雇佣制’。”
“其二，是作为社会精英与中坚的士大夫阶层，其精神脊梁与责任担当的彻底沦丧：从‘家国股东’的主人翁意识，堕落为‘精致利己的掌柜’心态，乃至在最后关头，沦为毫无底线的‘投机帮闲’与‘无耻贰臣’。”
“先说这第一条，‘天下’归属之变，亦是人心所向之变的根基。”
木昌森的语调变得悠长，仿佛在展开一幅浩瀚的历史画卷：
“自先秦封建，诸侯裂土，经两汉之‘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’，至魏晋南北朝之‘王与马，共天下’，乃至隋唐之关陇集团、山东士族、江南华胄与皇权共舞……华夏之天下，在绝大多数时间里，从来不是，也不可能是一家一姓能够独占的私产。 那是一种基于复杂实力平衡与默契的‘共治格局’。”
“皇帝，是‘共主’，是名义上最大的‘董事长’，是天下秩序的象征与裁决者。而盘踞地方、拥有土地、人口、部曲、知识（家学传承）、声望，乃至私人武装的世家大族、地方豪强、功勋集团、将门世家，则是大小不等的‘股东’。他们与皇权之间，存在一种微妙的契约：皇权承认并保障他们的利益与地位，他们则向皇权效忠，提供治理所需的人才、物资与武力支持。天下，是皇帝与这些‘股东’们共同经营的‘产业’。一荣未必完全俱荣，但一损，则这些‘股东’的核心利益必将首当其冲。”
“在那个时代，一个人的身份、地位、前途与安全，深深植根于其郡望、宗族、门第、世代积累的乡里影响力与武装实力。王朝（国）的存续，意味着既有秩序、文化特权、经济利益的稳定与传承；王朝（国）的覆灭，尤其被异族倾覆，则意味着原有的游戏规则被彻底打破，熟悉的保护伞消失，家族可能面临清洗、掠夺、文化灭绝，数百年积累的财富、声望、知识传承，可能瞬间化为乌有。 五胡乱华时，为何中原士族不惜举族南迁，历尽艰险也要保住衣冠？因为对他们而言，保晋室，便是保自身门第，保华夏文明，便是保自家安身立命的根本。 这不是简单的忠君，这是最根本的生存自卫，是最朴素的利益计算。”
“因此，在那个‘股东合伙’的时代，面对真正意义上的外部入侵者（如匈奴、鲜卑、突厥），整个精英阶层有着共同御侮的强大内在动力。投靠外敌，意味着背叛自己的‘股东’身份，毁掉自己在‘公司’里的股份，去给一个陌生的、文化迥异的、可能视你为工具的强盗当奴仆，是风险极高、收益极不确定的愚蠢行为。所以，纵然内部争斗不休，面对真正的‘外人’来抢夺‘家业’，‘股东’们往往能暂时搁置争议，一致对外。这无关品德高下，实乃利害使然。”
木昌森话锋陡然下沉，如同从开阔的平原踏入幽深曲折的峡谷：
“可这一切，自宋代开始，发生了静默而彻底的根本性扭转。及至大明，太祖朱元璋以其草根皇帝特有的、对任何可能威胁皇权的力量都充满猜忌的、近乎偏执的掌控欲，将这种扭转推向了历史的极端。”
“从宋太祖‘杯酒释兵权’，以‘崇文抑武’国策彻底瓦解将门世家，到以科举制近乎完全取代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，打破门阀对上升通道的垄断，再到朱元璋废除丞相，屠戮功臣，将宗室当猪圈养，以严刑峻法和厂卫特务体系监控天下，迁徙富户，打击豪强……历代帝王，尤其是得国不正或出身草莽的强势之君，其终极目标空前清晰且一致：削平一切可能威胁皇权的‘山头’，将一切权力，尽可能收归皇帝一人之手。 世家被打散，豪强被压制，武将地位一落千丈，文官成为皇权延伸的、可随意替换的治理工具。君臣之间那点微薄的‘共治’契约感、伙伴感，荡然无存。”
“天下格局，由此发生了质的剧变：从‘大东家（皇帝）带领一群有实力、有根基的小东家（世家、豪强、将门）合伙经营’，彻底、干净地演变为——一个绝对的、至高无上的、孤家寡人的‘唯一东家’（皇帝），雇佣一群无根无基、仰其鼻息、随时可替换的‘职业经理人’（文官）和‘安保队长’（武将），来打理他一个人的无限公司。”
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这句话在此时，才被赋予了最冷酷、最彻底的含义。江山是朱家一姓的私产，社稷是皇家的私业。兴，是朱家一人一姓之福；亡，是朱家一人一姓之祸。 与尔等‘打工的’何干？你们不过是领一份俸禄，干一份差事罢了。东家换了，只要新东家还用得着你这门手艺，你换个招牌，照样干活领钱。”
“久而久之，一种深入骨髓的潜意识和行为逻辑，在天下精英心中生根发芽：这江山社稷，是老板朱家的，不是我们这些伙计的。老板生意兴隆，我们或许能多分点赏钱，混个管事；老板家业败了，我们卷铺盖走人，换个东家便是。何必为了老板的家产，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？”
“共治之天下，人人有股，外敌来抢，便是抢我们共同的产业，故能迸发‘兄弟阋于墙，外御其侮’的血性与凝聚力。一姓之私天下，人人打工，东家有难，伙计们自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工钱、自己的退路，甚至琢磨着如何从将倾的大厦里，多捞些好处。 这便是明末人心涣散、无人愿为这个王朝真心效死力的第一根源，也是最深层的制度性根源。非是人心一夜变坏，而是游戏规则早已变更，‘股东’变成了‘打工仔’，谁还会为老板的家族企业拼死拼活？”
木守玄听到此处，只觉一股寒意自脊椎升起，直冲天灵盖。这比喻何等直白，又何等诛心！它将“忠君爱国”那层温情脉脉的伦理面纱狠狠撕下，露出了其下冰冷残酷的利益逻辑与雇佣关系。然而，他无法反驳，因为那血淋淋的历史结局，那满朝文武的所作所为，无一不在印证这冷酷的法则。原来，道德的崩塌，其根基早在制度的演变中就已松动。
“然而，”木昌森的声音陡然转厉，如同冰层下的暗流，带着更刺骨的寒意，“如果说这‘天下为私’的结构之变，是埋下了人性堕落的土壤，让‘股东精神’消亡，‘打工心态’滋生。那么，明末那些自诩为天下精英、读圣贤书、食朝廷禄的士大夫们，其自身膨胀到极致的‘精致利己主义’与‘令人发指的短视愚蠢’，则是在这片盐碱地上，盛开的最为妖异、也最为致命的毒花。他们是压垮骆驼的，最后一根，也是蘸满了毒液的稻草。”
“崇祯末年，天灾人祸并至，流寇建虏交侵，国库耗竭，九边饥军，京师已成狂风中之危烛。崇祯皇帝，这位素来刚愎自负、多疑刻薄的君主，在帝国最后的时刻，终于抛下了那‘孤家寡人’的可怜尊严，不再是他那‘独资公司’说一不二的老板，而是像一个破产在即、走投无路的东家，对着他高薪聘请的‘掌柜’、‘账房’、‘护院’们，作揖打躬，痛哭流涕，近乎哀求，希望这些皇亲国戚、勋贵大臣、部院高官，能看在往日情分、看在自身长远利益的份上，拿出些私房钱，助饷救国，好歹把这‘买卖’撑下去。”
木昌森描绘着那幅极具讽刺与悲哀的画面，语气却平静得可怕：
“那是怎样一幅荒诞而心酸的景象？一国之君，不再是口含天宪，而是近乎卑微地，求着他的雇员们，掏钱出来，救一救这个大家（其实只是他朱家）马上就要关张的‘铺子’。煌煌庙堂，成了讨债与哭穷的市井。何其悲哀！何其荒谬！”
“结果呢？”他自问自答，每个字都像淬火的钉子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，“满朝朱紫，竟相哭穷！人人诉苦！ 文官们说家无余财，早已清贫如水，堪比海瑞；武将们说倾尽家资以养军，实在囊空如洗；那些世受国恩、与国同休的皇亲国戚、世袭公侯，更是摆出一副‘生计艰难’、‘入不敷出’、‘尚需朝廷接济’的无赖嘴脸。上至国丈周奎，下至六部堂官，哪一个不是良田千顷，哪一家不是窖藏金银？可他们就是铁公鸡，一毛不拔！最终，在皇帝几乎要跪下的哀求中，这群帝国的顶级精英、既得利益者，像打发叫花子一样，抠【】抠搜搜，凑出了区区二十万两银子。这点钱，还不够支付京城守军一月的欠饷！而彼时，李自成的大军，已能望见北京城墙的轮廓。”
“他们是真的穷吗？”木昌森冷笑，那笑声在寂静的祠堂里回荡，格外刺耳，“不，他们富可敌国。李自成破城后，不再‘哀求’，而是‘拷掠’。刘宗敏的夹棍、烙铁，比皇帝的眼泪有用千万倍。往日那些道貌岸然、一毛不拔的老爷们，在皮开肉绽、筋断骨折的惨嚎中，纷纷吐出了真金白银。这一通酷刑，榨出了多少？整整超过七千万两白银！ 这还仅仅是北京一城，仅仅是这些权贵浮财的一部分，尚未计算田产、宅院、商铺等不动产。”
“哀求所得：二十万两。拷掠所得：七千万两。” 木昌森将这组数字缓缓吐出，其间的反差，已无需任何修饰，便将那极致的虚伪、自私与愚蠢，暴露在历史的聚光灯下，刺眼得让人无法直视。他接着，用更沉缓的语调，剖析那个最具代表性、也最令人齿冷的例子：
“所有人中，谁最该、也最必须拼命保国？自然是与皇帝利益捆绑最深、一损俱损的皇亲国戚，尤其是当朝国丈，崇祯皇帝岳父，周皇后生父，太子慈烺的亲外祖父——嘉定伯周奎。”
“于情， 他是皇帝至亲，皇后之父，未来天子的外公，血脉相连，荣辱与共，可谓休戚最相关者。”
“于理， 他是外戚之首，天下表率，世受皇恩，理当毁家纾难，率先垂范，以安人心。”
“于利， 大明江山稳固一日，他周家便是顶级外戚，富贵无极，权势熏天，子孙世代永享特权。大明若亡，他作为首要皇亲、帝国象征之一，必是流寇、清军首要清算对象，倾巢之下，绝无完卵！家财、性命、家族，顷刻间便是灭顶之灾！”
“无论从亲情、道义还是最冷酷的利益算计，周奎都应该是那个砸锅卖铁、散尽家财也要支持女婿、保住外孙江山的第一人。保住大明，就是保住他周家的一切。”
“可这位国丈大人的所作所为，堪称将‘愚蠢到极致的自私’演绎得淋漓尽致，足以成为千古笑柄，亦足为万世警钟。”
木昌森详细复述了那个著名的、令人心寒齿冷的细节，语气平淡，却比最激烈的控诉更有力量：
“深明大义又忧心如焚的周皇后，深知其父吝啬成性，又恐父亲行为不端贻羞天下，在国事艰难、内帑空虚之际，悄悄从自己那早已缩水无数倍的私房钱中，咬牙取出五千两银子，派人秘密送至国丈府。她哀求父亲，以此钱为引，对外宣称是周家捐献，以身为率，带动勋贵大臣，共纾国难，既全父亲名声，亦实救国于万一。 一个深宫皇后，一个女儿，在此时能做到这一步，可谓用心良苦，仁至义尽，已将父女之情、家国大义做到了极致。”
“可周奎是如何回报女儿这片苦心的？这位家资巨万、富甲京师的国丈，收到女儿这带着体温、带着最后绝望希望的五千两‘救命钱’、‘体面钱’后，竟然，从中克扣、贪墨了两千两，只将剩下的三千两，磨磨蹭蹭、心不甘情不愿地上交国库！”
“国难当头，社稷将倾，女儿的救命钱、脸面钱，他都要雁过拔毛！江山将覆，外孙的天下、自家的根本，他都不肯出血相救！ 他难道真的蠢到以为，北京城破，他贪下的那两千两，他库房里堆积如山的金银，还能保得住？他周家满门老小，还能在新朝的刀下讨得活路？”
“不，他不是想不到。他是自私贪婪到了骨髓里，短视愚蠢到了极致，一种病态的、疯狂的守财奴心态和侥幸投机心理，完全吞噬了他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理智、亲情和对危险最起码的判断力。 他，以及当时朝廷上许多像他一样的顶级权贵，都陷入了一种可悲又可恨的集体妄想：天下兴亡，不过是皇帝轮流做。蒙古人来了，不也重用耶律楚材、刘秉忠？满清来了，想必也会如此。只要我有钱、有地位、有名望，给谁跪下不是跪？给谁磕头不是磕？换个老板，我或许还是国公，还是大学士，说不定还能更进一步！”
“正是这种深入骨髓的‘高级打工仔思维’——东家破产倒闭，我换个东家，凭我的手艺（做官的本事）和本钱（家财），说不定还能谋个更好的职位——让他们在帝国生死存亡的关头，毫无底线，毫无气节，也毫无远见。他们读了一辈子圣贤书，开口闭口仁义道德、忠君爱国，骨子里却只剩下了最极端、最精致的利己算计。他们只看得见眼前私库里闪烁的金银，看不见身后即将席卷而来的、足以焚毁一切的滔天巨浪；只算得清自己账簿上锱铢必较的出入，算不清王朝倾覆后那无可逃避的、灭门绝户、身死名裂、为天下笑的最终结局。”
“于是，我们便看到了那幅遗臭万年、足以让一切斯文扫地的历史众生相：”木昌森语带刻骨的讥讽，如刀如戟，剖开那些道貌岸然下的丑陋灵魂，“东林领袖、文坛宗伯、礼部尚书钱谦益，国破之日，其妾柳如是劝其殉国，共投湖水，他探手试水，曰：‘水太凉，不宜。’ 清军兵临南京城下，他率众跪迎，剃发易服，后竟有‘头皮痒甚’之谑谈。更有无数官员，昨日奏章中还在痛斥奸佞、以气节自许，今日便争先恐后起草降表，争做新朝开国之功臣；昨日诗文中还在哀叹故国、思念旧君，明日便鞍前马后，为异族主子征伐故国同袍效力。”
“他们天真地以为，或者说自我欺骗地相信，投降之后，不过是换身官袍，换个主子磕头，高官厚禄依旧，锦衣玉食照常。却不知，等待他们的是‘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’的野蛮律令，是“扬州十日”、“嘉定三屠”的淋漓鲜血，是圈地占房、掠夺为奴的家破人亡，是文字狱下动辄得咎、心惊胆战的朝不保夕，是身为‘武臣’、在青史丹书上永远洗刷不去的骂名，在灵魂深处永远无法安宁的拷问。他们用气节、用良知、用民族大义换来的，并非想象中的安稳富贵，而是千古骂名、家族衰败、以及精神上永久性的残废与奴化。”
“聪明吗？算计了一生，占尽了便宜，钻营了一世。最终，算丢了自己的魂灵，算亡了家族的运数，也算断了华夏脊梁最后一口硬气。聪明反被聪明误，自私终被自私噬。这，便是天道好还，报应不爽。”
祠堂内，最后一缕香烛的青烟也彻底消散在冰冷的空气中。月光更加清冷地泼洒进来，照亮香案上那一列列沉寂的牌位，也照亮木守玄脸上那复杂难言的神情——有彻骨的冰寒，有洞悉后的悲凉，更有一种幻灭后的清明。
儿子的话语，如同最后一阵凛冽的朔风，将他心中关于旧朝最后一点温情的、道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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