序幕：标本（第1章 标本师）
何以笙箫默小说小说推荐阅读：我的治愈系游戏、劫天运、灵魂画手、盗墓笔记、神秘复苏之我没有外挂、风水秘闻实录、妖怪茶话会、444号医院、这个剧本杀绝对有问题、噩梦惊袭、我在地狱十九层、死亡作业、我在阴司当差
2018年3月12日，晚上九点十七分。
我站在公园路灯照不到的阴影里，看着那个男人摇摇晃晃地走向长椅。他叫赵建国，五十四岁，市供电局的中层，离异独居，有二十三年饮酒史。三天前，他第四次将前妻打进医院——鼻梁骨折，左眼充血，两根肋骨骨裂。警察来了，调解，记录，离开。像之前的每一次一样。
风吹过落叶，沙沙作响。我低头看了一眼腕表，九点十九分。他应该已经感觉到了。
赵建国在长椅上坐下，从大衣口袋里掏出那个银色小酒壶。这是他每晚的习惯，雷打不动。伏特加，廉价的那种，混着他在菜市场地摊买的“壮阳药酒”。卖药的老头不会告诉他，那瓶深褐色的液体里泡着的所谓“珍稀药材”，有几味与酒精混合后，会在特定条件下产生微妙的变化。
比如，当饮酒者长期服用某种降压药时。
比如，当饮酒者情绪激动、血压升高时。
比如，当剂量经过精确计算，恰好在他走到这个离家四百米、夜间罕有人至的公园角落时发作。
赵建国拧开壶盖，仰头喝了一大口。喉咙里发出满足的吞咽声。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扭曲地投在枯黄的草地上。
我从大衣内袋取出一个巴掌大的皮面笔记本，就着远处路灯昏暗的光，翻到属于他的那一页。字迹工整，像病历记录。
标本编号：20180312-JZG
姓名：赵建国
年龄：54
基础疾病：原发性高血压（Ⅱ级）
长期用药：依那普利（10mg/日），非洛地平（5mg/日）
生活习惯：每日饮酒（伏特加≥300ml），睡前固定服用降压药
酒壶容量：180ml
今日添加物：***提取物（0.8mg，溶于15ml医用酒精）
预估起效时间：饮用后8-12分钟
预期表现：突发胸痛，呼吸困难，意识迅速丧失
死亡推定时间：饮用后15-25分钟
现场特征：符合心源性猝死，酒精及药物协同作用
我合上笔记本，放回口袋。手指隔着羊皮手套，触到内衬里另一个硬物——一个小小的玻璃瓶，已经空了。今天下午四点二十分，我扮作供电局检修人员进入他家，在酒壶里添加了那份“礼物”。他很警惕，但对我穿的工装和伪造的工作证没有怀疑。我离开时，他正对着电话吼叫，大概是前妻的家人又来讨要医药费。
“臭娘们，死了干净！”他当时这么吼。
现在，他坐在长椅上，又灌了一口酒。九点二十三分。
我调整了一下呼吸，让自己完全隐没在树影中。观察，记录，修正。这是工作的一部分。每一份“标本”都是独特的，需要个性化的制备方案。赵建国的方案基于他七年的病历记录、三个月的跟踪观察、以及对他生活习惯的全面分析。血压、肝功能、饮酒耐受度、情绪波动模式——所有数据都经过计算，确保“意外”看起来合理，无可挑剔。
他咳嗽了一声，抬手按了按胸口。
九点二十五分。
他开始不安地扭动身体，酒壶从手中滑落，在水泥地上滚了半圈，停在落叶堆旁。月光照在银亮的壶身上，反着冷森森的光。
他张大嘴，像是想喊，但只发出“嗬嗬”的气声。一只手死死抓住胸口，另一只手在空中胡乱挥舞，试图抓住什么支撑。但长椅周围空无一物。
我静静地看着。心跳平稳，呼吸均匀。这不是我第一次目睹这个过程，也不会是最后一次。但我依然仔细观察每一个细节——倒下的角度、痉挛的幅度、最后的表情。这些都将成为未来方案的参考数据。
九点二十八分，他整个人从长椅上滑下来，侧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。双腿抽搐了几下，然后彻底不动了。眼睛还睁着，望着公园深处更浓的黑暗。
我又等了四分钟。九点三十二分，确认没有生命迹象后，我从阴影中走出来，脚步很轻。先走到酒壶边，戴上新的乳胶手套，捡起来，用消毒湿巾仔细擦拭外壁，然后放回他手边不远的位置——一个自然滑落后的落点。
接着检查他身上。钱包、手机、钥匙。没有异常。我将他稍微摆正，让他看起来更像是突然发病后试图起身求助却失败的姿态。手指在他颈动脉停留了三秒，确认静止。体温尚存，但心跳已停。
起身，退后。环顾四周。公园寂静，远处马路有车流声，但无人靠近这片区域。天气预报说今晚有雨，大概半小时后开始，足够冲刷掉所有我来过的痕迹。
最后看了一眼“标本”。赵建国，五十四岁，供电局员工，长期家暴者。三天前打断前妻肋骨时，他一定没想到自己的生命会终结在这个普通的春夜，以一种“突发心脏病”的方式，在酒精和药物的共同作用下。
合理，自然，无可指摘。
我转身离开，脚步声被落叶吸收。走出公园，穿过一条小街，来到停在两个街区外的灰色轿车前。上车，关门，发动。暖气慢慢驱散夜间的寒意。
仪表盘上的电子钟显示：九点四十一分。
开车二十分钟，来到城南一片老旧的居民区。这里多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的红砖楼，墙壁斑驳，但生活气息很浓。晚上十点多，不少窗户还亮着灯，电视的声音、炒菜的香气、孩子的哭闹声，从各个方向传来。
我把车停在巷口，步行进去。三楼，靠东的单元。门缝下透出暖黄色的光。
敲门，三长一短。
门开了。苏青站在门内，五十多岁的年纪，短发，穿着深蓝色的家居服，表情平静得像深夜的湖水。她侧身让我进去，没有问“顺利吗”或者“怎么样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屋子里很整洁，简单的两居室。客厅沙发上散落着一些文件，墙上挂着她年轻时的警服照——肩章上的警衔表明她退休前已经是副支队长。另一面墙上，挂着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，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，笑得很甜。那是苏小雨，苏青的女儿，死于三年前一个秋天的夜晚，从六楼坠落。警方结论是自杀，但苏青从不相信。
“喝茶。”她把一杯热茶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，自己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，“赵建国？”
“完成了。”我脱下外套，搭在沙发扶手上，“九点二十八分。过程符合预期。”
苏青端起自己的茶杯，吹了吹热气：“医疗记录都处理好了？”
“嗯。他三个月前的那次体检，心电图显示‘轻微ST段改变’，我已经把复印件匿名寄给了市二院心内科的王主任。他是个谨慎的人，会在合适的时候‘回忆’起这个细节。”
“降压药的配伍禁忌呢？”
“赵建国的家庭医生上个月去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，会议资料里有一篇关于‘依那普利与酒精相互作用风险’的论文，我用匿名邮箱发给了他。他应该已经看过了，但未必重视。”我喝了口茶，是普洱，陈年的醇厚，“不过这些都不重要。现场很干净，尸检最多能检出酒精和常规药物，***的代谢产物在常规毒筛中很难被捕捉，尤其与酒精混合后。”
苏青沉默了一会儿，看着杯中旋转的茶叶。“他前妻怎么样？”
“还在医院。她妹妹在照顾。医药费，我以‘热心市民’的名义缴了五万，匿名。”
“孩子呢？”
“十四岁，男孩，暂时住外婆家。学校那边，我也安排了助学金，通过‘破茧’的渠道，合法合规。”
苏青点点头，不再问。这是我们的默契——每一份“标本”处理后，都必须妥善安置受害者家属。钱、医疗、孩子的教育、心理支持。这不是赎罪，这是程序的一部分。我们终结一种暴力，就必须阻止它产生的连锁伤害。
墙上的挂钟滴答走着。十点半了。
“下一个。”苏青说。
我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，递给她。苏青接过，没有立即打开，而是用手指摩挲着封口的棉线。
“这个比较特殊。”我说。
她抬头看我。
“目标有法律背景，反侦察意识很强。而且，他身边一直有人。”我顿了顿，“另外，他和刘副检察长走得很近。”
苏青的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。“刘文山？”
“嗯。上个月他们一起打过高尔夫，上周在‘明月轩’吃过饭。席间还有一个人，‘诺维斯’制药的中国区代表。”
房间里的空气似乎凝滞了一瞬。苏青的手指停在档案袋上，良久，她慢慢拆开封口，抽出里面的文件。
第一页是一张照片。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，穿着法官袍，面容严肃，眼神锐利。陈文涛，市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。照片下面是密密麻麻的资料：出生年月、教育背景、工作经历、社会关系、财产状况、健康状况、生活习惯……详细得近乎恐怖。
“他经手过小雨的案子。”苏青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像冰锥，“第三次报警，那个出警的派出所，他是当时的法制员。报告上的‘建议调解’，是他签的字。”
我没说话。这些我当然知道。苏小雨案的三次报警记录，每一次的处理意见都“合规”，但每一次都让那个女孩在深渊里多陷一步。陈文涛没有亲手推她，但他为推她的手铺平了道路。
“他很谨慎。”苏青翻看着资料，“体检每年两次，私人医生。饮食控制，规律运动。没有不良嗜好，除了偶尔喝一点红酒。社交圈很干净，或者说，很封闭。”
“他有偏头痛。”我说，“十五年的病史。一直在用一种进口的神经调节药物，需要定期从香港购买。药物与某些食物存在相互作用，比如……高酪胺含量的红酒。”
苏青抬头，眼神锐利：“你计算过了？”
“初步计算。需要更精确的数据：他近期服药的批次、血药浓度监测记录、常用红酒的品牌和年份。这些我正在通过渠道获取。”我身体前倾，压低声音，“但最大的问题是，他和刘副检察长的关系。如果我们动他，刘文山一定会介入。到时候，调查可能会指向我们。”
“那就让调查指向该指向的地方。”苏青合上档案，放回桌上，“陈文涛必须处理。但方案要重新设计，更精密，更无懈可击。时间可以拉长，三个月，甚至半年。我们要的不是速杀，是自然的衰退，合理的死亡。”
“明白。”
“另外，”苏青看着我，目光深沉，“你最近状态怎么样？”
我愣了一下：“我很好。”
“沈翊呢？”
这个名字从她口中说出，让我的心跳漏了半拍。我端起茶杯，借喝水的动作掩饰瞬间的僵硬。“他……很好。工作忙，老毛病，胃不好。我每天给他煲汤。”
“他知道多少？”
“什么都不知道。”我说，声音平静到自己都相信，“他很单纯，眼里只有法律和正义。他觉得世界非黑即白，坏人就该被抓，好人就该被保护。他永远不会想到，他每天睡在身边的人，正在用他最深恶痛绝的方式‘执行正义’。”
苏青盯着我看了很久。她的眼睛像鹰，能穿透所有伪装，看到最深处的东西。但她最终只是点了点头。
“保护好自己。也保护好他。如果有一天……”她没有说完，但意思很清楚。
“不会有那一天。”我说，语气坚定，“我会处理好一切。”
又坐了一会儿，喝完茶，我起身告辞。苏青送我到门口，在我要拉开门时，她忽然说：“林薇。”
我回头。
“你父亲留下的那些笔记，”她说，“你最近还在看吗？”
我沉默了几秒。“偶尔。”
“小心些。有些知识，知道得太多，负担就越重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下楼，走出单元门。夜风比来时更凉了，带着湿气。要下雨了。我拉紧大衣，走向巷口。路灯把我的影子投在坑洼的水泥地上，拉长，变形。
坐进车里，没有立刻发动。我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
父亲的脸在黑暗中浮现。林国栋，那个憨厚老实的纺织厂工人，所有人都说他是“受不了妻子意外去世的打击”才投河自尽的。只有我知道不是。只有我知道，母亲周芳不是“意外”从阳台坠落的。只有我知道，父亲醉酒后的拳头有多硬，母亲隐忍的哭声有多绝望，还有那个夜晚，十二岁的我躲在门后，透过缝隙看到的一切。
阳台。争吵。推搡。坠落。
然后寂静。
父亲在客厅坐了一夜，第二天清晨，他把我叫到面前，红着眼睛说：“薇薇，妈妈不小心摔下去了。我们得说，她是不小心摔下去的。明白吗？”
我点头，没有说话。
一周后，父亲“愧疚投河”。警察来了，看了看，记录了。他们说：“真可怜，一家就这么散了。”他们说：“小姑娘，以后跟姨妈好好过。”
他们没问我看到了什么。没问母亲身上的旧伤。没问父亲那几天的反常。他们带着公事公办的表情来，带着同样的表情离开。就像后来，苏青的女儿苏小雨报警时，那些警察的表情一样。就像“破茧”里那些姐妹，一次次报警，一次次得到“调解”“劝和”“家庭内部解决”时，那些执法者的表情一样。
合规。合法。合程序。
然后人死了。
我睁开眼睛，发动车子。仪表盘的光映亮我的脸，苍白，平静，没有表情。
开车回家。雨开始下了，细细密密的，打在挡风玻璃上。雨刷规律地摆动，发出轻微的摩擦声。
到家时快十一点了。我把车停进地库，坐电梯上楼。门打开，玄关的灯亮着，暖黄色的光。家里很安静，只有书房的门缝下透出光——沈翊还在工作。
我轻轻关上门，换鞋，挂外套。走到厨房，掀开砂锅的盖子。晚上的灵芝鸡汤还剩一半，在灶上温着。我尝了尝，温度正好，味道也没变。
盛了一碗，走到书房门口，敲门。
“进。”沈翊的声音带着疲惫。
我推门进去。他坐在书桌前，对着电脑屏幕，眉头紧锁。桌上堆满了卷宗，烟灰缸里有几个烟头——他平时很少抽烟，除非特别焦虑。
“这么晚还不睡？”我把汤放在桌角，“趁热喝。”
他揉了揉太阳穴，转向我，勉强笑了笑：“马上。还有个报告要写完。”他看了一眼汤，又看向我，“你今天好像回来得比平时晚？”
“苏老师那架钢琴有点麻烦，调音花了点时间。”我自然地回答，走到他身后，手指搭上他的太阳穴，轻轻按摩，“又胃疼了？”
“有点。”他闭上眼睛，靠进椅背，“胡永强那个案子，现场太干净了，干净得不对劲。”
我的手指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，但立刻恢复如常。“也许就是意外呢？健身过度，心脏受不了。”
“三个了。”沈翊说，声音很低，“三个月，三个有家暴前科的男人，‘意外’死亡。现场都干净得像被水洗过。你觉得这是巧合？”
“那你觉得是什么？”我问，手指继续揉按。
他沉默了很久。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回答时，他低声说：“我觉得……有人在替天行道。”
我的心脏猛地一缩。
“但这是违法的。”沈翊继续说，睁开眼睛，看着屏幕上案件的资料照片，“任何人都没有权力私自审判别人。这是底线。”
我没说话，只是继续按摩。指尖感受着他太阳穴处血管的搏动，一下，一下，平稳而有力。这个男人，我的丈夫，相信法律，信仰程序正义。他永远想不到，替他按摩的这双手，刚刚结束了一个人的生命，用他绝对无法接受的方式。
“汤要凉了。”我轻声说。
他点点头，端起碗，小口喝着。我看着他的侧脸，灯光在他睫毛下投出一小片阴影。七年了，我们结婚七年。他善良，正直，有点固执，胃不好，工作太拼，但爱我，爱这个家。他每天喝我煲的汤，抱怨工作压力，分享琐碎日常，在深夜拥抱入睡。
他不知道我是谁。
不知道我每天出门，可能去结束一个人的生命。
不知道我书房上锁的抽屉里，放着详细的杀人笔记。
不知道我每周见面的苏青，是我们这个“私刑网络”的核心。
不知道他追查的“幽灵”，每晚睡在他枕边。
“好喝吗？”我问。
“嗯。”他点头，放下空碗，握住我的手，“薇薇，谢谢你。”
“谢什么。”
“所有。”他说，眼神温柔，“谢谢你每天等我，给我煲汤，照顾我。有时候我觉得，要是没有你，我可能早就垮了。”
我笑了，眼眶却有点发热。“傻瓜。快把工作做完，早点睡。”
“好。”
我端起空碗，走出书房。关上门，背靠着冰凉的门板，站了很久。厨房的灯光透过玻璃门，在地板上投出菱形的光斑。雨下大了，敲打着窗户，噼啪作响。
走到客厅阳台，看着外面被雨模糊的城市灯火。远处有霓虹闪烁，红的，蓝的，绿的，在雨幕中晕染开来，像一幅被水浸花的油画。
我想起父亲坠河的那个清晨。我站在河边，看着打捞队把他湿淋淋的身体拖上岸。警察问我话，我低着头，说“爸爸最近心情不好”。他们信了。所有人都会相信一个十二岁女孩的话，或者说，他们愿意相信。
那时我就明白：这个世界，真相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看起来合理。
苏青找到我时，我二十五岁，刚从药学硕士毕业，在社区卫生中心工作。她给我看女儿的案卷，看那些敷衍的记录，看那些“合规”的死亡。她说：“小林，你学药，是为了救人，对吗？”
我点头。
“但有些人不值得救。”她说，“有些人的存在，本身就是对好人的伤害。法律救不了该救的人，那我们自己来。”
我看着她的眼睛，看到了和我一样的火焰——被至亲之死点燃，被系统冷漠助长，日夜燃烧，不灭不休。
我说：“好。”
从此，我成了“标本师”。用我的专业知识，制备“合理的意外”。苏青是“清道夫”，负责执行和善后。我们背后还有别人，一些在司法系统、医疗系统、甚至更高处的人，他们为我们提供信息、扫清障碍、确保“意外”永远是意外。
我们是“调律者”。为这个失律的世界，做一点微小的、暴力的校准。
雨更大了。我拉上窗帘，挡住外面湿冷的夜。
回到卧室，洗漱，换睡衣。躺在床上时，已经过了十二点。沈翊还没进来，书房灯还亮着。我侧躺着，看着床头柜上我们的结婚照。海边的照片，我穿着白裙子，他穿着白衬衫，两人笑得像个傻子。
照片旁边，放着一个小小的标本瓶，里面是干燥的紫色花朵——颠茄，有毒，但适量可入药。沈翊一直以为那只是普通的装饰品。
他不知道，那是我的第一个“标本”用过的植物。
闭上眼睛，等待睡眠。雨声敲打窗户，像无数细小的鼓点。明天，我要去卫生中心上班，要配药，要接待病人，要微笑，要温柔。明天，我还要继续完善陈文涛的方案，收集数据，计算剂量，设计时间线。明天，沈翊会继续追查“幽灵”，在合法的框架内，寻找非法的真相。
而我们，会继续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，睡在同一张床上。
他是光明里的检察官。
我是黑暗中的行刑者。
我们是夫妻。
雨下了整夜。天亮时，才渐渐停歇。晨光透过窗帘缝隙，在地上投下一条苍白的线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和过去的每一天一样，和未来的每一天一样。
直到其中一人，先抵达真相的尽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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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站在公园路灯照不到的阴影里，看着那个男人摇摇晃晃地走向长椅。他叫赵建国，五十四岁，市供电局的中层，离异独居，有二十三年饮酒史。三天前，他第四次将前妻打进医院——鼻梁骨折，左眼充血，两根肋骨骨裂。警察来了，调解，记录，离开。像之前的每一次一样。
风吹过落叶，沙沙作响。我低头看了一眼腕表，九点十九分。他应该已经感觉到了。
赵建国在长椅上坐下，从大衣口袋里掏出那个银色小酒壶。这是他每晚的习惯，雷打不动。伏特加，廉价的那种，混着他在菜市场地摊买的“壮阳药酒”。卖药的老头不会告诉他，那瓶深褐色的液体里泡着的所谓“珍稀药材”，有几味与酒精混合后，会在特定条件下产生微妙的变化。
比如，当饮酒者长期服用某种降压药时。
比如，当饮酒者情绪激动、血压升高时。
比如，当剂量经过精确计算，恰好在他走到这个离家四百米、夜间罕有人至的公园角落时发作。
赵建国拧开壶盖，仰头喝了一大口。喉咙里发出满足的吞咽声。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扭曲地投在枯黄的草地上。
我从大衣内袋取出一个巴掌大的皮面笔记本，就着远处路灯昏暗的光，翻到属于他的那一页。字迹工整，像病历记录。
标本编号：20180312-JZG
姓名：赵建国
年龄：54
基础疾病：原发性高血压（Ⅱ级）
长期用药：依那普利（10mg/日），非洛地平（5mg/日）
生活习惯：每日饮酒（伏特加≥300ml），睡前固定服用降压药
酒壶容量：180ml
今日添加物：***提取物（0.8mg，溶于15ml医用酒精）
预估起效时间：饮用后8-12分钟
预期表现：突发胸痛，呼吸困难，意识迅速丧失
死亡推定时间：饮用后15-25分钟
现场特征：符合心源性猝死，酒精及药物协同作用
我合上笔记本，放回口袋。手指隔着羊皮手套，触到内衬里另一个硬物——一个小小的玻璃瓶，已经空了。今天下午四点二十分，我扮作供电局检修人员进入他家，在酒壶里添加了那份“礼物”。他很警惕，但对我穿的工装和伪造的工作证没有怀疑。我离开时，他正对着电话吼叫，大概是前妻的家人又来讨要医药费。
“臭娘们，死了干净！”他当时这么吼。
现在，他坐在长椅上，又灌了一口酒。九点二十三分。
我调整了一下呼吸，让自己完全隐没在树影中。观察，记录，修正。这是工作的一部分。每一份“标本”都是独特的，需要个性化的制备方案。赵建国的方案基于他七年的病历记录、三个月的跟踪观察、以及对他生活习惯的全面分析。血压、肝功能、饮酒耐受度、情绪波动模式——所有数据都经过计算，确保“意外”看起来合理，无可挑剔。
他咳嗽了一声，抬手按了按胸口。
九点二十五分。
他开始不安地扭动身体，酒壶从手中滑落，在水泥地上滚了半圈，停在落叶堆旁。月光照在银亮的壶身上，反着冷森森的光。
他张大嘴，像是想喊，但只发出“嗬嗬”的气声。一只手死死抓住胸口，另一只手在空中胡乱挥舞，试图抓住什么支撑。但长椅周围空无一物。
我静静地看着。心跳平稳，呼吸均匀。这不是我第一次目睹这个过程，也不会是最后一次。但我依然仔细观察每一个细节——倒下的角度、痉挛的幅度、最后的表情。这些都将成为未来方案的参考数据。
九点二十八分，他整个人从长椅上滑下来，侧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。双腿抽搐了几下，然后彻底不动了。眼睛还睁着，望着公园深处更浓的黑暗。
我又等了四分钟。九点三十二分，确认没有生命迹象后，我从阴影中走出来，脚步很轻。先走到酒壶边，戴上新的乳胶手套，捡起来，用消毒湿巾仔细擦拭外壁，然后放回他手边不远的位置——一个自然滑落后的落点。
接着检查他身上。钱包、手机、钥匙。没有异常。我将他稍微摆正，让他看起来更像是突然发病后试图起身求助却失败的姿态。手指在他颈动脉停留了三秒，确认静止。体温尚存，但心跳已停。
起身，退后。环顾四周。公园寂静，远处马路有车流声，但无人靠近这片区域。天气预报说今晚有雨，大概半小时后开始，足够冲刷掉所有我来过的痕迹。
最后看了一眼“标本”。赵建国，五十四岁，供电局员工，长期家暴者。三天前打断前妻肋骨时，他一定没想到自己的生命会终结在这个普通的春夜，以一种“突发心脏病”的方式，在酒精和药物的共同作用下。
合理，自然，无可指摘。
我转身离开，脚步声被落叶吸收。走出公园，穿过一条小街，来到停在两个街区外的灰色轿车前。上车，关门，发动。暖气慢慢驱散夜间的寒意。
仪表盘上的电子钟显示：九点四十一分。
开车二十分钟，来到城南一片老旧的居民区。这里多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的红砖楼，墙壁斑驳，但生活气息很浓。晚上十点多，不少窗户还亮着灯，电视的声音、炒菜的香气、孩子的哭闹声，从各个方向传来。
我把车停在巷口，步行进去。三楼，靠东的单元。门缝下透出暖黄色的光。
敲门，三长一短。
门开了。苏青站在门内，五十多岁的年纪，短发，穿着深蓝色的家居服，表情平静得像深夜的湖水。她侧身让我进去，没有问“顺利吗”或者“怎么样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屋子里很整洁，简单的两居室。客厅沙发上散落着一些文件，墙上挂着她年轻时的警服照——肩章上的警衔表明她退休前已经是副支队长。另一面墙上，挂着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，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，笑得很甜。那是苏小雨，苏青的女儿，死于三年前一个秋天的夜晚，从六楼坠落。警方结论是自杀，但苏青从不相信。
“喝茶。”她把一杯热茶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，自己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，“赵建国？”
“完成了。”我脱下外套，搭在沙发扶手上，“九点二十八分。过程符合预期。”
苏青端起自己的茶杯，吹了吹热气：“医疗记录都处理好了？”
“嗯。他三个月前的那次体检，心电图显示‘轻微ST段改变’，我已经把复印件匿名寄给了市二院心内科的王主任。他是个谨慎的人，会在合适的时候‘回忆’起这个细节。”
“降压药的配伍禁忌呢？”
“赵建国的家庭医生上个月去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，会议资料里有一篇关于‘依那普利与酒精相互作用风险’的论文，我用匿名邮箱发给了他。他应该已经看过了，但未必重视。”我喝了口茶，是普洱，陈年的醇厚，“不过这些都不重要。现场很干净，尸检最多能检出酒精和常规药物，***的代谢产物在常规毒筛中很难被捕捉，尤其与酒精混合后。”
苏青沉默了一会儿，看着杯中旋转的茶叶。“他前妻怎么样？”
“还在医院。她妹妹在照顾。医药费，我以‘热心市民’的名义缴了五万，匿名。”
“孩子呢？”
“十四岁，男孩，暂时住外婆家。学校那边，我也安排了助学金，通过‘破茧’的渠道，合法合规。”
苏青点点头，不再问。这是我们的默契——每一份“标本”处理后，都必须妥善安置受害者家属。钱、医疗、孩子的教育、心理支持。这不是赎罪，这是程序的一部分。我们终结一种暴力，就必须阻止它产生的连锁伤害。
墙上的挂钟滴答走着。十点半了。
“下一个。”苏青说。
我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，递给她。苏青接过，没有立即打开，而是用手指摩挲着封口的棉线。
“这个比较特殊。”我说。
她抬头看我。
“目标有法律背景，反侦察意识很强。而且，他身边一直有人。”我顿了顿，“另外，他和刘副检察长走得很近。”
苏青的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。“刘文山？”
“嗯。上个月他们一起打过高尔夫，上周在‘明月轩’吃过饭。席间还有一个人，‘诺维斯’制药的中国区代表。”
房间里的空气似乎凝滞了一瞬。苏青的手指停在档案袋上，良久，她慢慢拆开封口，抽出里面的文件。
第一页是一张照片。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，穿着法官袍，面容严肃，眼神锐利。陈文涛，市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。照片下面是密密麻麻的资料：出生年月、教育背景、工作经历、社会关系、财产状况、健康状况、生活习惯……详细得近乎恐怖。
“他经手过小雨的案子。”苏青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像冰锥，“第三次报警，那个出警的派出所，他是当时的法制员。报告上的‘建议调解’，是他签的字。”
我没说话。这些我当然知道。苏小雨案的三次报警记录，每一次的处理意见都“合规”，但每一次都让那个女孩在深渊里多陷一步。陈文涛没有亲手推她，但他为推她的手铺平了道路。
“他很谨慎。”苏青翻看着资料，“体检每年两次，私人医生。饮食控制，规律运动。没有不良嗜好，除了偶尔喝一点红酒。社交圈很干净，或者说，很封闭。”
“他有偏头痛。”我说，“十五年的病史。一直在用一种进口的神经调节药物，需要定期从香港购买。药物与某些食物存在相互作用，比如……高酪胺含量的红酒。”
苏青抬头，眼神锐利：“你计算过了？”
“初步计算。需要更精确的数据：他近期服药的批次、血药浓度监测记录、常用红酒的品牌和年份。这些我正在通过渠道获取。”我身体前倾，压低声音，“但最大的问题是，他和刘副检察长的关系。如果我们动他，刘文山一定会介入。到时候，调查可能会指向我们。”
“那就让调查指向该指向的地方。”苏青合上档案，放回桌上，“陈文涛必须处理。但方案要重新设计，更精密，更无懈可击。时间可以拉长，三个月，甚至半年。我们要的不是速杀，是自然的衰退，合理的死亡。”
“明白。”
“另外，”苏青看着我，目光深沉，“你最近状态怎么样？”
我愣了一下：“我很好。”
“沈翊呢？”
这个名字从她口中说出，让我的心跳漏了半拍。我端起茶杯，借喝水的动作掩饰瞬间的僵硬。“他……很好。工作忙，老毛病，胃不好。我每天给他煲汤。”
“他知道多少？”
“什么都不知道。”我说，声音平静到自己都相信，“他很单纯，眼里只有法律和正义。他觉得世界非黑即白，坏人就该被抓，好人就该被保护。他永远不会想到，他每天睡在身边的人，正在用他最深恶痛绝的方式‘执行正义’。”
苏青盯着我看了很久。她的眼睛像鹰，能穿透所有伪装，看到最深处的东西。但她最终只是点了点头。
“保护好自己。也保护好他。如果有一天……”她没有说完，但意思很清楚。
“不会有那一天。”我说，语气坚定，“我会处理好一切。”
又坐了一会儿，喝完茶，我起身告辞。苏青送我到门口，在我要拉开门时，她忽然说：“林薇。”
我回头。
“你父亲留下的那些笔记，”她说，“你最近还在看吗？”
我沉默了几秒。“偶尔。”
“小心些。有些知识，知道得太多，负担就越重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下楼，走出单元门。夜风比来时更凉了，带着湿气。要下雨了。我拉紧大衣，走向巷口。路灯把我的影子投在坑洼的水泥地上，拉长，变形。
坐进车里，没有立刻发动。我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
父亲的脸在黑暗中浮现。林国栋，那个憨厚老实的纺织厂工人，所有人都说他是“受不了妻子意外去世的打击”才投河自尽的。只有我知道不是。只有我知道，母亲周芳不是“意外”从阳台坠落的。只有我知道，父亲醉酒后的拳头有多硬，母亲隐忍的哭声有多绝望，还有那个夜晚，十二岁的我躲在门后，透过缝隙看到的一切。
阳台。争吵。推搡。坠落。
然后寂静。
父亲在客厅坐了一夜，第二天清晨，他把我叫到面前，红着眼睛说：“薇薇，妈妈不小心摔下去了。我们得说，她是不小心摔下去的。明白吗？”
我点头，没有说话。
一周后，父亲“愧疚投河”。警察来了，看了看，记录了。他们说：“真可怜，一家就这么散了。”他们说：“小姑娘，以后跟姨妈好好过。”
他们没问我看到了什么。没问母亲身上的旧伤。没问父亲那几天的反常。他们带着公事公办的表情来，带着同样的表情离开。就像后来，苏青的女儿苏小雨报警时，那些警察的表情一样。就像“破茧”里那些姐妹，一次次报警，一次次得到“调解”“劝和”“家庭内部解决”时，那些执法者的表情一样。
合规。合法。合程序。
然后人死了。
我睁开眼睛，发动车子。仪表盘的光映亮我的脸，苍白，平静，没有表情。
开车回家。雨开始下了，细细密密的，打在挡风玻璃上。雨刷规律地摆动，发出轻微的摩擦声。
到家时快十一点了。我把车停进地库，坐电梯上楼。门打开，玄关的灯亮着，暖黄色的光。家里很安静，只有书房的门缝下透出光——沈翊还在工作。
我轻轻关上门，换鞋，挂外套。走到厨房，掀开砂锅的盖子。晚上的灵芝鸡汤还剩一半，在灶上温着。我尝了尝，温度正好，味道也没变。
盛了一碗，走到书房门口，敲门。
“进。”沈翊的声音带着疲惫。
我推门进去。他坐在书桌前，对着电脑屏幕，眉头紧锁。桌上堆满了卷宗，烟灰缸里有几个烟头——他平时很少抽烟，除非特别焦虑。
“这么晚还不睡？”我把汤放在桌角，“趁热喝。”
他揉了揉太阳穴，转向我，勉强笑了笑：“马上。还有个报告要写完。”他看了一眼汤，又看向我，“你今天好像回来得比平时晚？”
“苏老师那架钢琴有点麻烦，调音花了点时间。”我自然地回答，走到他身后，手指搭上他的太阳穴，轻轻按摩，“又胃疼了？”
“有点。”他闭上眼睛，靠进椅背，“胡永强那个案子，现场太干净了，干净得不对劲。”
我的手指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，但立刻恢复如常。“也许就是意外呢？健身过度，心脏受不了。”
“三个了。”沈翊说，声音很低，“三个月，三个有家暴前科的男人，‘意外’死亡。现场都干净得像被水洗过。你觉得这是巧合？”
“那你觉得是什么？”我问，手指继续揉按。
他沉默了很久。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回答时，他低声说：“我觉得……有人在替天行道。”
我的心脏猛地一缩。
“但这是违法的。”沈翊继续说，睁开眼睛，看着屏幕上案件的资料照片，“任何人都没有权力私自审判别人。这是底线。”
我没说话，只是继续按摩。指尖感受着他太阳穴处血管的搏动，一下，一下，平稳而有力。这个男人，我的丈夫，相信法律，信仰程序正义。他永远想不到，替他按摩的这双手，刚刚结束了一个人的生命，用他绝对无法接受的方式。
“汤要凉了。”我轻声说。
他点点头，端起碗，小口喝着。我看着他的侧脸，灯光在他睫毛下投出一小片阴影。七年了，我们结婚七年。他善良，正直，有点固执，胃不好，工作太拼，但爱我，爱这个家。他每天喝我煲的汤，抱怨工作压力，分享琐碎日常，在深夜拥抱入睡。
他不知道我是谁。
不知道我每天出门，可能去结束一个人的生命。
不知道我书房上锁的抽屉里，放着详细的杀人笔记。
不知道我每周见面的苏青，是我们这个“私刑网络”的核心。
不知道他追查的“幽灵”，每晚睡在他枕边。
“好喝吗？”我问。
“嗯。”他点头，放下空碗，握住我的手，“薇薇，谢谢你。”
“谢什么。”
“所有。”他说，眼神温柔，“谢谢你每天等我，给我煲汤，照顾我。有时候我觉得，要是没有你，我可能早就垮了。”
我笑了，眼眶却有点发热。“傻瓜。快把工作做完，早点睡。”
“好。”
我端起空碗，走出书房。关上门，背靠着冰凉的门板，站了很久。厨房的灯光透过玻璃门，在地板上投出菱形的光斑。雨下大了，敲打着窗户，噼啪作响。
走到客厅阳台，看着外面被雨模糊的城市灯火。远处有霓虹闪烁，红的，蓝的，绿的，在雨幕中晕染开来，像一幅被水浸花的油画。
我想起父亲坠河的那个清晨。我站在河边，看着打捞队把他湿淋淋的身体拖上岸。警察问我话，我低着头，说“爸爸最近心情不好”。他们信了。所有人都会相信一个十二岁女孩的话，或者说，他们愿意相信。
那时我就明白：这个世界，真相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看起来合理。
苏青找到我时，我二十五岁，刚从药学硕士毕业，在社区卫生中心工作。她给我看女儿的案卷，看那些敷衍的记录，看那些“合规”的死亡。她说：“小林，你学药，是为了救人，对吗？”
我点头。
“但有些人不值得救。”她说，“有些人的存在，本身就是对好人的伤害。法律救不了该救的人，那我们自己来。”
我看着她的眼睛，看到了和我一样的火焰——被至亲之死点燃，被系统冷漠助长，日夜燃烧，不灭不休。
我说：“好。”
从此，我成了“标本师”。用我的专业知识，制备“合理的意外”。苏青是“清道夫”，负责执行和善后。我们背后还有别人，一些在司法系统、医疗系统、甚至更高处的人，他们为我们提供信息、扫清障碍、确保“意外”永远是意外。
我们是“调律者”。为这个失律的世界，做一点微小的、暴力的校准。
雨更大了。我拉上窗帘，挡住外面湿冷的夜。
回到卧室，洗漱，换睡衣。躺在床上时，已经过了十二点。沈翊还没进来，书房灯还亮着。我侧躺着，看着床头柜上我们的结婚照。海边的照片，我穿着白裙子，他穿着白衬衫，两人笑得像个傻子。
照片旁边，放着一个小小的标本瓶，里面是干燥的紫色花朵——颠茄，有毒，但适量可入药。沈翊一直以为那只是普通的装饰品。
他不知道，那是我的第一个“标本”用过的植物。
闭上眼睛，等待睡眠。雨声敲打窗户，像无数细小的鼓点。明天，我要去卫生中心上班，要配药，要接待病人，要微笑，要温柔。明天，我还要继续完善陈文涛的方案，收集数据，计算剂量，设计时间线。明天，沈翊会继续追查“幽灵”，在合法的框架内，寻找非法的真相。
而我们，会继续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，睡在同一张床上。
他是光明里的检察官。
我是黑暗中的行刑者。
我们是夫妻。
雨下了整夜。天亮时，才渐渐停歇。晨光透过窗帘缝隙，在地上投下一条苍白的线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和过去的每一天一样，和未来的每一天一样。
直到其中一人，先抵达真相的尽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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