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五章灾难年：水、火与背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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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2年
后来，当历史学家们试图描述1672年时，他们会用一个简洁的词：Rampjaar，灾难年。但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来说，那不是一个词，而是一千种不同的崩溃——像一面巨大的彩绘玻璃窗，被石头击中后，以一千种不同的方式碎裂。
三月，法国正式宣战。四月，英国跟进。五月，明斯特主教和科隆大主教这两个德意志小国也加入了围攻——就像豺狼看到狮子扑倒水牛后，跑来想分一口肉。
“我们被四个国家同时攻击。”小威廉在海牙海军部的地下作战室说，墙上挂着的巨幅地图上，红色箭头从南、西、东三个方向刺向荷兰共和国，“历史上从未有过。”
德·鲁伊特将军——现在六十岁，头发全白，但眼睛像淬火的钢——用木棍戳着地图：“法国陆军从南边来，英国海军从西边来，德意志联军从东边来。好消息是：他们不可能协调一致。坏消息是：我们也不可能同时防守所有方向。”
房间里挤满了军官、省代表、文官，空气混浊得像暴风雨前的沼泽。各省的代表们终于停止了争吵——因为恐惧是一种高效的统一剂。
“水闸计划准备好了吗？”荷兰省大议长扬·德·维特问。他看起来苍老了十岁，眼袋浮肿，但声音依然保持着他作为数学家的精确。
“泽兰和荷兰省的主要水闸随时可以开启。”水利工程师报告，“但乌得勒支省和格尔德兰省的代表还在犹豫——淹没他们的土地意味着毁掉今年的收成，甚至永久盐碱化。”
“如果法国人来了，他们连土地都没了！”德·鲁伊特吼道，“告诉那些农民，是暂时失去田地还是永远失去自由！”
但说服工作进展缓慢。荷兰共和国这个“联省”体制，在和平时期是精巧的分权制衡，在战争时期就成了瘫痪的七头怪兽——每个头都想往不同方向跑。
与此同时，在乌得勒支省边境，扬叔叔正经历着艺术生涯中最奇特的委托。
他被派往边境要塞，为守军画肖像——“提升士气”，军方说。但当他到达时，发现士气已经低到需要用铲子从地里挖出来。
要塞指挥官是个肥胖的弗里斯兰人，一边啃着香肠一边说：“范德维尔德先生，您最好画快点。法国人离这里只有三天的行军距离。听说路易十四的军队有十五万人——我们这里只有三千，而且一半是新兵，连枪都不会装。”
扬支起画架。他决定不画传统的英雄肖像，而是画一幅集体场景：士兵们在加固城墙，农民在帮忙搬运物资，牧师在分发圣经，炊事兵在大锅前搅动——日常的、卑微的、但顽强的准备。
第三天早晨，他刚完成素描稿，地平线上出现了烟尘。
不是法国人——是难民。成百上千的农民，推着装载全部家当的手推车，赶着牲畜，搀扶着老人孩子，从南边涌来。
“布雷达陷落了！”一个满身尘土的男人哭着喊，“法国人屠杀了守军，城市在燃烧！”
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。要塞指挥官下令关闭城门，但城外的难民哭喊着，母亲举起婴儿，老人跪地哀求。
扬放下画笔，走到城墙上。他看到指挥官脸色惨白地下令：“开……开门。放妇女儿童进来。男人……男人留在外面准备战斗。”
那天晚上，扬修改了画作。在原有场景上，他加上了城墙外的人群——模糊的、绝望的、无数张脸孔。他给这幅画起了个临时标题：《选择的重量》。
但重量很快就压垮了选择。两天后，法国先头部队出现在视野中。不是想象中的盔甲闪亮的骑士，而是穿着蓝色制服、纪律严明、配备新式燧发枪的专业军队。
守军坚持了一天。当法国大炮开始轰击城墙时，指挥官决定投降——“为了避免无谓的屠杀”，他说。
扬被俘了，与其他平民一起被关在教堂里。一个法国军官——年轻，优雅，会说流利的荷兰语——认出了他。
“范德维尔德先生！我在凡尔赛见过您的画！”军官惊喜地说，“您怎么在这里？”
“记录历史，”扬平静地回答，“虽然现在成了历史的一部分。”
军官笑了：“那么您将有独特的机会记录法国的胜利。路易十四陛下欣赏艺术，您会被妥善对待的。”
但扬要求继续完成他的画。军官好奇地同意了，甚至提供了新的画布。
于是，在法国占领的乌得勒支要塞里，荷兰画家继续作画。现在画面变了：法国士兵在巡逻，荷兰平民在排队领取“占领许可证”，当地合作者在帮忙维持秩序。
军官来看进展时，评论道：“您画得很……客观。没有丑化我们，也没有美化。”
“我只是画我所见，”扬说，“而真相总是复杂的。”
在海上，情况同样绝望。
扬二世所在的“荷兰七省号”正与英国舰队在北海激战。德·鲁伊特试图打破英国对荷兰海岸的封锁，但英国战舰数量占优。
炮战中，扬二世的职责是协调甲板与炮舱之间的通讯。硝烟刺眼，噪音震耳欲聋，但奇怪的是，他感到一种冰冷的清晰——就像他父亲计算风险时的那种状态。
“左舷中弹！三号炮位损坏！”
“医护兵！这里有人受伤！”
“英国‘胜利号’正在逼近，准备接舷战！”
扬二世抓起一把弯刀——他不擅长这个，但别无选择。当英国水手跳过船舷时，他看到了对方的脸：年轻，可能比他还小，眼睛瞪大，嘴里喊着听不懂的英语。
他们扭打在一起。扬二世感到刀锋划过手臂的灼热，但也感到自己刺中了什么。那个英国水手倒下了，眼睛里的光芒熄灭，像蜡烛被吹灭。
战斗持续了四个小时。荷兰舰队勉强突围，但损失了七艘船。“荷兰七省号”受损严重，勉强驶回特塞尔岛维修。
在医务室包扎伤口时，扬二世看着自己颤抖的手。他想起了巴达维亚，想起了VOC士兵杀死当地人的场景。现在他也杀了人。区别是什么？为了国家而不是公司？为了防御而不是扩张？这些区别在死者眼中重要吗？
德·鲁伊特将军来视察伤员，在他床前停住：“你是范德维尔德家的人？”
“是的，将军。”
“你祖父是威廉·范德维尔德，那个莱顿的鲱鱼商人？”
扬二世点头。
德·鲁伊特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你祖父那一代人为自由而战。我们这一代人要为生存而战。记住这个区别，它会让你的刀更稳。”
但扬二世不确定。他手臂上的伤口在痛，但更痛的是那种逐渐蔓延的怀疑：他们真的在为了“荷兰”而战吗？还是为了阿姆斯特丹商人的钱袋？为了各省议会的权力？为了一个已经在腐败的共和国理想？
在莱顿，卡特琳娜和玛丽亚正面临另一种危机。
六月初，消息传来：法国军队突破了主要防线，正向荷兰省核心区域推进。莱顿市长召集紧急会议，讨论“水淹计划”。
“如果我们打开所有水闸，”水利工程师指着地图，“从莱顿到阿姆斯特丹之间的大部分地区将变成浅湖。法国陆军无法通过，但我们的农田、村庄、道路也会被毁。”
“要淹多深？”一个农民代表问。
“至少一米。持续多久？不知道。可能几个月，可能几年。土地会盐碱化，需要一代人才能恢复。”
会议室里炸开了锅。农民反对，商人反对，连牧师都反对——“上帝赐予我们土地，不是让我们亲手毁掉它！”
但卡特琳娜站了起来。六十五岁的她，头发全白，背微微佝偻，但声音依然清晰：
“五十年前，莱顿被西班牙人围城。我父亲当时在这里。他们吃老鼠，吃皮革，但没投降。为什么？因为投降意味着失去一切——不仅是土地，还有信仰、自由、做荷兰人的权利。”
她停顿，看着一张张焦虑的脸：“水淹土地是可怕的。但被法国人占领更可怕。路易十四不允许宗教自由，不允许城市自治，不允许商人行会。他会把荷兰变成法国的又一个省——富饶，但失去灵魂。”
“那我们的土地呢？”一个农民喊道。
“土地可以恢复，”玛丽亚站起来补充，“我们已经在试验耐盐作物，包括改良的土豆和向日葵品种。如果——当——我们收回土地，我们可以帮助大家重建。但如果我们失去国家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”
投票进行。结果微弱多数通过：准备开启水闸，但只有在法国军队确实逼近时。
散会后，卡特琳娜和玛丽亚留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。
“母亲，您真的认为我们能恢复被淹的土地吗？”玛丽亚轻声问。
卡特琳娜看着窗外的莱顿街道，运河在夏日的阳光下闪烁：“我不知道。但有时候，选择不是在好和坏之间，而是在坏和更坏之间。我们选择暂时的毁灭，而不是永久的奴役。”
她想起了哥哥老威廉，想起了围城，想起了那些艰难的计算。历史在重复，但这一次，荷兰人准备好了吗？
最深的伤口来自内部。
七月，海牙爆发骚乱。愤怒的民众指责德·维特兄弟——大议长扬·德·维特和他的弟弟科内利斯——软弱、无能、甚至“通敌”。谣言像野火一样蔓延：德·维特家族是秘密天主教徒，他们故意让荷兰输掉战争，好让法国人来恢复“真正的信仰”。
极端加尔文主义者煽动暴民。奥兰治派（支持年轻的威廉三世恢复执政地位）趁机推波助澜。荷兰省民兵分裂了。
小威廉在海牙海军部听到骚乱声时，正在计算最后一批弹药库存。他冲到窗口，看到人群举着火把和棍棒，向监狱方向涌去。
“他们要去哪里？”他问一个年轻军官。
“监狱……德·维特的弟弟科内利斯关在那里，等待审判。”军官脸色苍白，“他们说要用‘人民正义’代替法律。”
小威廉抓起外套冲出去。他不是德·维特的支持者——事实上，他反对德·维特的许多政策——但他相信法律和秩序。没有这些，荷兰和野蛮国家有什么区别？
但他迟到了。当他赶到监狱时，看到了一生中最恐怖的场景：暴民冲破了守卫，拖出了科内利斯·德·维特，用棍棒、石头、甚至刀剑攻击他。鲜血溅在鹅卵石上，在火把光下黑得像油。
小威廉想冲上去，但被人群推挤得无法靠近。他看到了熟悉的面孔——邻居、商人、甚至一个曾经在他公司工作的水手——那些平时温和的人，此刻脸上扭曲着疯狂的仇恨。
科内利斯死了，尸体被拖走，像屠宰场的牲畜。
第二天更糟。扬·德·维特去医院看望弟弟的尸体时，被同一群暴民围困。守卫袖手旁观。小威廉在海军部听到消息，请求德·鲁伊特派兵干预。
“我不能，”老将军沉重地说，“民兵拒绝服从命令。这是……政治。”
小威廉独自骑马冲向医院，但再次晚了一步。他看到了扬·德·维特的尸体——被枪杀，然后被肢解，心脏被挖出，尸体倒挂在绞架上。暴民在欢呼，孩子们在笑。
他下马，跪在街角呕吐。不是因为血腥，而是因为那种彻底的崩溃感：荷兰共和国，那个建立在法律、宽容、商业理性基础上的国家，刚刚在街头谋杀了自己的领导人。
一个老人走到他身边，递给他一块布。小威廉抬头，认出是德·维特家的老仆。
“先生，您认识大议长？”老人轻声问。
“不算朋友……但他是荷兰人。我们不该这样对待自己人。”
老人看着远处仍在欢呼的人群：“荷兰人？也许我们从来不是‘一个’民族。只是利益把我们暂时粘在一起，现在压力大了，胶水就裂开了。”
那天晚上，小威廉在海军部宿舍写信给儿子，但写了几句就撕掉了。他能说什么？“国家在崩溃，我们在自杀，但希望你能在海上打胜仗”？
他走到德·鲁伊特的办公室。老将军独自坐着，盯着地图，手里拿着一杯酒——罕见的景象。
“将军，我们还有希望吗？”
德·鲁伊特抬头，眼睛里有血丝，但依然清醒：“希望？不知道。但责任还在。只要还有一艘船能浮起来，一个要塞能守住，一个水闸能打开，我们就要继续。”
“为了什么？”
“为了那些相信荷兰应该存在的人。为了你莱顿的姑姑，为了我泽兰的孙子，为了……”他停顿，“为了证明我们不只是会赚钱的商人，也会在必要时拼命。”
八月，转机以最荷兰的方式到来：水和钱。
在法国军队距离阿姆斯特丹只有四十公里时，水闸终于全面开启。荷兰人亲手淹没了自己最富饶的土地——一种绝望的、壮烈的自残。
效果立竿见影。法国陆军的大炮、辎重车、骑兵，在突然出现的浅湖前停滞。他们可以试着乘船，但荷兰的小型炮艇在熟悉的水道中神出鬼没。
同时，德·鲁伊特在海上取得了奇迹般的胜利。在特塞尔海战中，他率领劣势舰队击退了英法联合舰队，保住了海上补给线。
但真正的拯救来自外交——和金融。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们动用了他们最强大的武器：信贷。他们向西班牙皇帝、德意志诸侯、甚至法国国内的反战派提供贷款、贿赂、承诺，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反法联盟网络。
“我们在用路易十四自己的钱来打败他。”卢卡斯叔叔（如果他还活着会这么说）的继任者——一个年轻的金融顾问——向小威廉解释，“法国国债已经很高，战争花费巨大。如果我们能让他借不到更多钱……”
“而我们可以一直借钱，因为我们信用好。”小威廉明白了。这真是最荷兰式的战争：用账本对抗大炮。
九月，年轻的威廉三世——奥兰治亲王，二十二岁——被任命为共和国执政和陆军总司令。这不是因为他有经验（他没有），而是因为他象征着团结：奥兰治家族的传统，加尔文主义者的偶像，反对德·维特“软弱政策”的旗帜。
威廉三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视察莱顿。卡特琳娜被邀请参加接待——作为“围城幸存者后代和农业专家”。
年轻的执政瘦高，脸色苍白，有严重的哮喘，但眼神锐利如鹰。他听取了卡特琳娜关于粮食储备和土地恢复的报告，然后问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：
“夫人，如果您必须选择，是保住土地，还是保住国家？”
卡特琳娜毫不犹豫：“国家，殿下。土地是母亲，但国家是家园。母亲可以受伤后愈合，家园一旦失去，就无家可归了。”
威廉三世点头：“那么请继续您的工作。战后我们需要尽快恢复土地——无论付出什么代价。”
离开时，玛丽亚小声对母亲说：“他看起来很……冷酷。”
“我们需要冷酷，”卡特琳娜回答，“温柔的时代结束了。”
1672年冬天，局势陷入僵持。
法国控制了南部和东部大片领土，但无法突破“水线”进入荷兰核心区域。英国海军继续封锁，但无法彻底切断补给。荷兰共和国像一株被砍掉一半枝叶但根系依然深厚的橡树——受伤，但没死。
圣诞节前，扬叔叔被法国人释放了——作为“文化交换”的一部分。他带回了在占领区完成的十几幅画作。
家族在海牙重聚。所有人都变了：扬叔叔瘦了，脸上有俘虏营留下的阴影；小威廉眼中有挥之不去的海牙暴乱场景；扬二世手臂上缠着绷带，眼神空洞；卡特琳娜和玛丽亚则有一种土地工作者特有的坚韧。
他们一起看扬叔叔的画。最震撼的一幅是《背叛之城》：画面中，一个荷兰城镇向法国军队投降，市长在递交城门钥匙，当地商人在向法国军官献礼，而背景里，普通市民面无表情地看着。
“乌得勒支？”小威廉问。
“很多城镇都这样。”扬叔叔说，“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为‘共和国’牺牲。特别是当共和国看起来要输的时候。”
另一幅画是《水线》：前景是法国士兵在齐腰深的水中挣扎，中景是荷兰炮艇在芦苇丛中开火，远景是风车和教堂尖顶——依然屹立。
“这是我被释放前画的，”扬说，“法国军官允许我画，因为他觉得这场景‘有趣’。他说：‘你们荷兰人真是疯子，宁可淹了自己也不投降。’我回答：‘我们不是疯子，只是会计师。我们计算过，淹水的成本低于被征服的成本。’他笑了，但我觉得他没懂。”
家族晚餐时，他们讨论了未来。
“战争还会持续，”小威廉说，“但最坏的时期可能过去了。法国人发现征服荷兰比想象中难，英国人发现我们的海军依然能打。”
“但我们失去了三分之一国土，”扬二世说，“成千上万人死亡，经济崩溃，政治分裂……这能叫‘最坏时期过去’吗？”
玛丽亚拿出最新的实验数据：“被淹的土地盐碱化程度比预期轻。如果我们明年春天开始种植耐盐作物，三年内可以部分恢复生产。”
“三年，”卡特琳娜重复，“我们能撑三年吗？”
没有人回答。窗外开始下雪，海牙的街道渐渐变白，像要掩盖这一年的所有血迹和伤痕。
小威廉走到窗前，看着雪花飘落。他想起了祖父老威廉，那个经历了八十年战争的老人。祖父会怎么看待这一年？也许他会说：荷兰就像北海的天气，总有风暴，但风暴过后，风车还会转，运河还会流，商人还会算账。
但这次不同。这次风暴动摇了根基。
“我们需要新的计算，”小威廉对家人说，“不仅算利润和损失，也算我们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。如果只是‘海上马车夫’，那么我们输掉一些船、一些殖民地、一些市场份额，都可以接受。但如果我们是‘共和国’——建立在法律、自由、宽容之上的共和国——那么我们必须扪心自问：我们还配得上这个名字吗？”
那天晚上，小威廉在祖父的老账本边缘写下新的笔记：
“1672年，灾难年。我们失去了土地、生命、团结，但还没失去一切。因为水的阻隔，因为德·鲁伊特的坚韧，因为银行家的诡计，因为普通人的顽强。但最重要的是：因为我们选择了淹没而非投降。这是一种疯狂，也是一种智慧——荷兰式的智慧：宁可暂时失去一切，也不永久失去自己。
代价巨大。伤口会留疤。但疤痕会提醒我们：我们活下来了。现在，必须学会如何带着伤疤生活。”
他合上账本。窗外，雪越下越大，覆盖了街道，覆盖了血迹，覆盖了这个破碎但依然呼吸的国家。
灾难年结束了。但重建的时代——更艰难、更复杂、更需要智慧的时代——才刚刚开始。
荷兰共和国还活着，但永远不再是原来的样子。
就像一个人经历了重病：幸存下来，但知道了自己的脆弱。从此以后，每一步都要更谨慎，每一次呼吸都要更珍惜。
风在呼啸，雪在飞舞，漫长的冬天开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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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，当历史学家们试图描述1672年时，他们会用一个简洁的词：Rampjaar，灾难年。但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来说，那不是一个词，而是一千种不同的崩溃——像一面巨大的彩绘玻璃窗，被石头击中后，以一千种不同的方式碎裂。
三月，法国正式宣战。四月，英国跟进。五月，明斯特主教和科隆大主教这两个德意志小国也加入了围攻——就像豺狼看到狮子扑倒水牛后，跑来想分一口肉。
“我们被四个国家同时攻击。”小威廉在海牙海军部的地下作战室说，墙上挂着的巨幅地图上，红色箭头从南、西、东三个方向刺向荷兰共和国，“历史上从未有过。”
德·鲁伊特将军——现在六十岁，头发全白，但眼睛像淬火的钢——用木棍戳着地图：“法国陆军从南边来，英国海军从西边来，德意志联军从东边来。好消息是：他们不可能协调一致。坏消息是：我们也不可能同时防守所有方向。”
房间里挤满了军官、省代表、文官，空气混浊得像暴风雨前的沼泽。各省的代表们终于停止了争吵——因为恐惧是一种高效的统一剂。
“水闸计划准备好了吗？”荷兰省大议长扬·德·维特问。他看起来苍老了十岁，眼袋浮肿，但声音依然保持着他作为数学家的精确。
“泽兰和荷兰省的主要水闸随时可以开启。”水利工程师报告，“但乌得勒支省和格尔德兰省的代表还在犹豫——淹没他们的土地意味着毁掉今年的收成，甚至永久盐碱化。”
“如果法国人来了，他们连土地都没了！”德·鲁伊特吼道，“告诉那些农民，是暂时失去田地还是永远失去自由！”
但说服工作进展缓慢。荷兰共和国这个“联省”体制，在和平时期是精巧的分权制衡，在战争时期就成了瘫痪的七头怪兽——每个头都想往不同方向跑。
与此同时，在乌得勒支省边境，扬叔叔正经历着艺术生涯中最奇特的委托。
他被派往边境要塞，为守军画肖像——“提升士气”，军方说。但当他到达时，发现士气已经低到需要用铲子从地里挖出来。
要塞指挥官是个肥胖的弗里斯兰人，一边啃着香肠一边说：“范德维尔德先生，您最好画快点。法国人离这里只有三天的行军距离。听说路易十四的军队有十五万人——我们这里只有三千，而且一半是新兵，连枪都不会装。”
扬支起画架。他决定不画传统的英雄肖像，而是画一幅集体场景：士兵们在加固城墙，农民在帮忙搬运物资，牧师在分发圣经，炊事兵在大锅前搅动——日常的、卑微的、但顽强的准备。
第三天早晨，他刚完成素描稿，地平线上出现了烟尘。
不是法国人——是难民。成百上千的农民，推着装载全部家当的手推车，赶着牲畜，搀扶着老人孩子，从南边涌来。
“布雷达陷落了！”一个满身尘土的男人哭着喊，“法国人屠杀了守军，城市在燃烧！”
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。要塞指挥官下令关闭城门，但城外的难民哭喊着，母亲举起婴儿，老人跪地哀求。
扬放下画笔，走到城墙上。他看到指挥官脸色惨白地下令：“开……开门。放妇女儿童进来。男人……男人留在外面准备战斗。”
那天晚上，扬修改了画作。在原有场景上，他加上了城墙外的人群——模糊的、绝望的、无数张脸孔。他给这幅画起了个临时标题：《选择的重量》。
但重量很快就压垮了选择。两天后，法国先头部队出现在视野中。不是想象中的盔甲闪亮的骑士，而是穿着蓝色制服、纪律严明、配备新式燧发枪的专业军队。
守军坚持了一天。当法国大炮开始轰击城墙时，指挥官决定投降——“为了避免无谓的屠杀”，他说。
扬被俘了，与其他平民一起被关在教堂里。一个法国军官——年轻，优雅，会说流利的荷兰语——认出了他。
“范德维尔德先生！我在凡尔赛见过您的画！”军官惊喜地说，“您怎么在这里？”
“记录历史，”扬平静地回答，“虽然现在成了历史的一部分。”
军官笑了：“那么您将有独特的机会记录法国的胜利。路易十四陛下欣赏艺术，您会被妥善对待的。”
但扬要求继续完成他的画。军官好奇地同意了，甚至提供了新的画布。
于是，在法国占领的乌得勒支要塞里，荷兰画家继续作画。现在画面变了：法国士兵在巡逻，荷兰平民在排队领取“占领许可证”，当地合作者在帮忙维持秩序。
军官来看进展时，评论道：“您画得很……客观。没有丑化我们，也没有美化。”
“我只是画我所见，”扬说，“而真相总是复杂的。”
在海上，情况同样绝望。
扬二世所在的“荷兰七省号”正与英国舰队在北海激战。德·鲁伊特试图打破英国对荷兰海岸的封锁，但英国战舰数量占优。
炮战中，扬二世的职责是协调甲板与炮舱之间的通讯。硝烟刺眼，噪音震耳欲聋，但奇怪的是，他感到一种冰冷的清晰——就像他父亲计算风险时的那种状态。
“左舷中弹！三号炮位损坏！”
“医护兵！这里有人受伤！”
“英国‘胜利号’正在逼近，准备接舷战！”
扬二世抓起一把弯刀——他不擅长这个，但别无选择。当英国水手跳过船舷时，他看到了对方的脸：年轻，可能比他还小，眼睛瞪大，嘴里喊着听不懂的英语。
他们扭打在一起。扬二世感到刀锋划过手臂的灼热，但也感到自己刺中了什么。那个英国水手倒下了，眼睛里的光芒熄灭，像蜡烛被吹灭。
战斗持续了四个小时。荷兰舰队勉强突围，但损失了七艘船。“荷兰七省号”受损严重，勉强驶回特塞尔岛维修。
在医务室包扎伤口时，扬二世看着自己颤抖的手。他想起了巴达维亚，想起了VOC士兵杀死当地人的场景。现在他也杀了人。区别是什么？为了国家而不是公司？为了防御而不是扩张？这些区别在死者眼中重要吗？
德·鲁伊特将军来视察伤员，在他床前停住：“你是范德维尔德家的人？”
“是的，将军。”
“你祖父是威廉·范德维尔德，那个莱顿的鲱鱼商人？”
扬二世点头。
德·鲁伊特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你祖父那一代人为自由而战。我们这一代人要为生存而战。记住这个区别，它会让你的刀更稳。”
但扬二世不确定。他手臂上的伤口在痛，但更痛的是那种逐渐蔓延的怀疑：他们真的在为了“荷兰”而战吗？还是为了阿姆斯特丹商人的钱袋？为了各省议会的权力？为了一个已经在腐败的共和国理想？
在莱顿，卡特琳娜和玛丽亚正面临另一种危机。
六月初，消息传来：法国军队突破了主要防线，正向荷兰省核心区域推进。莱顿市长召集紧急会议，讨论“水淹计划”。
“如果我们打开所有水闸，”水利工程师指着地图，“从莱顿到阿姆斯特丹之间的大部分地区将变成浅湖。法国陆军无法通过，但我们的农田、村庄、道路也会被毁。”
“要淹多深？”一个农民代表问。
“至少一米。持续多久？不知道。可能几个月，可能几年。土地会盐碱化，需要一代人才能恢复。”
会议室里炸开了锅。农民反对，商人反对，连牧师都反对——“上帝赐予我们土地，不是让我们亲手毁掉它！”
但卡特琳娜站了起来。六十五岁的她，头发全白，背微微佝偻，但声音依然清晰：
“五十年前，莱顿被西班牙人围城。我父亲当时在这里。他们吃老鼠，吃皮革，但没投降。为什么？因为投降意味着失去一切——不仅是土地，还有信仰、自由、做荷兰人的权利。”
她停顿，看着一张张焦虑的脸：“水淹土地是可怕的。但被法国人占领更可怕。路易十四不允许宗教自由，不允许城市自治，不允许商人行会。他会把荷兰变成法国的又一个省——富饶，但失去灵魂。”
“那我们的土地呢？”一个农民喊道。
“土地可以恢复，”玛丽亚站起来补充，“我们已经在试验耐盐作物，包括改良的土豆和向日葵品种。如果——当——我们收回土地，我们可以帮助大家重建。但如果我们失去国家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”
投票进行。结果微弱多数通过：准备开启水闸，但只有在法国军队确实逼近时。
散会后，卡特琳娜和玛丽亚留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。
“母亲，您真的认为我们能恢复被淹的土地吗？”玛丽亚轻声问。
卡特琳娜看着窗外的莱顿街道，运河在夏日的阳光下闪烁：“我不知道。但有时候，选择不是在好和坏之间，而是在坏和更坏之间。我们选择暂时的毁灭，而不是永久的奴役。”
她想起了哥哥老威廉，想起了围城，想起了那些艰难的计算。历史在重复，但这一次，荷兰人准备好了吗？
最深的伤口来自内部。
七月，海牙爆发骚乱。愤怒的民众指责德·维特兄弟——大议长扬·德·维特和他的弟弟科内利斯——软弱、无能、甚至“通敌”。谣言像野火一样蔓延：德·维特家族是秘密天主教徒，他们故意让荷兰输掉战争，好让法国人来恢复“真正的信仰”。
极端加尔文主义者煽动暴民。奥兰治派（支持年轻的威廉三世恢复执政地位）趁机推波助澜。荷兰省民兵分裂了。
小威廉在海牙海军部听到骚乱声时，正在计算最后一批弹药库存。他冲到窗口，看到人群举着火把和棍棒，向监狱方向涌去。
“他们要去哪里？”他问一个年轻军官。
“监狱……德·维特的弟弟科内利斯关在那里，等待审判。”军官脸色苍白，“他们说要用‘人民正义’代替法律。”
小威廉抓起外套冲出去。他不是德·维特的支持者——事实上，他反对德·维特的许多政策——但他相信法律和秩序。没有这些，荷兰和野蛮国家有什么区别？
但他迟到了。当他赶到监狱时，看到了一生中最恐怖的场景：暴民冲破了守卫，拖出了科内利斯·德·维特，用棍棒、石头、甚至刀剑攻击他。鲜血溅在鹅卵石上，在火把光下黑得像油。
小威廉想冲上去，但被人群推挤得无法靠近。他看到了熟悉的面孔——邻居、商人、甚至一个曾经在他公司工作的水手——那些平时温和的人，此刻脸上扭曲着疯狂的仇恨。
科内利斯死了，尸体被拖走，像屠宰场的牲畜。
第二天更糟。扬·德·维特去医院看望弟弟的尸体时，被同一群暴民围困。守卫袖手旁观。小威廉在海军部听到消息，请求德·鲁伊特派兵干预。
“我不能，”老将军沉重地说，“民兵拒绝服从命令。这是……政治。”
小威廉独自骑马冲向医院，但再次晚了一步。他看到了扬·德·维特的尸体——被枪杀，然后被肢解，心脏被挖出，尸体倒挂在绞架上。暴民在欢呼，孩子们在笑。
他下马，跪在街角呕吐。不是因为血腥，而是因为那种彻底的崩溃感：荷兰共和国，那个建立在法律、宽容、商业理性基础上的国家，刚刚在街头谋杀了自己的领导人。
一个老人走到他身边，递给他一块布。小威廉抬头，认出是德·维特家的老仆。
“先生，您认识大议长？”老人轻声问。
“不算朋友……但他是荷兰人。我们不该这样对待自己人。”
老人看着远处仍在欢呼的人群：“荷兰人？也许我们从来不是‘一个’民族。只是利益把我们暂时粘在一起，现在压力大了，胶水就裂开了。”
那天晚上，小威廉在海军部宿舍写信给儿子，但写了几句就撕掉了。他能说什么？“国家在崩溃，我们在自杀，但希望你能在海上打胜仗”？
他走到德·鲁伊特的办公室。老将军独自坐着，盯着地图，手里拿着一杯酒——罕见的景象。
“将军，我们还有希望吗？”
德·鲁伊特抬头，眼睛里有血丝，但依然清醒：“希望？不知道。但责任还在。只要还有一艘船能浮起来，一个要塞能守住，一个水闸能打开，我们就要继续。”
“为了什么？”
“为了那些相信荷兰应该存在的人。为了你莱顿的姑姑，为了我泽兰的孙子，为了……”他停顿，“为了证明我们不只是会赚钱的商人，也会在必要时拼命。”
八月，转机以最荷兰的方式到来：水和钱。
在法国军队距离阿姆斯特丹只有四十公里时，水闸终于全面开启。荷兰人亲手淹没了自己最富饶的土地——一种绝望的、壮烈的自残。
效果立竿见影。法国陆军的大炮、辎重车、骑兵，在突然出现的浅湖前停滞。他们可以试着乘船，但荷兰的小型炮艇在熟悉的水道中神出鬼没。
同时，德·鲁伊特在海上取得了奇迹般的胜利。在特塞尔海战中，他率领劣势舰队击退了英法联合舰队，保住了海上补给线。
但真正的拯救来自外交——和金融。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们动用了他们最强大的武器：信贷。他们向西班牙皇帝、德意志诸侯、甚至法国国内的反战派提供贷款、贿赂、承诺，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反法联盟网络。
“我们在用路易十四自己的钱来打败他。”卢卡斯叔叔（如果他还活着会这么说）的继任者——一个年轻的金融顾问——向小威廉解释，“法国国债已经很高，战争花费巨大。如果我们能让他借不到更多钱……”
“而我们可以一直借钱，因为我们信用好。”小威廉明白了。这真是最荷兰式的战争：用账本对抗大炮。
九月，年轻的威廉三世——奥兰治亲王，二十二岁——被任命为共和国执政和陆军总司令。这不是因为他有经验（他没有），而是因为他象征着团结：奥兰治家族的传统，加尔文主义者的偶像，反对德·维特“软弱政策”的旗帜。
威廉三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视察莱顿。卡特琳娜被邀请参加接待——作为“围城幸存者后代和农业专家”。
年轻的执政瘦高，脸色苍白，有严重的哮喘，但眼神锐利如鹰。他听取了卡特琳娜关于粮食储备和土地恢复的报告，然后问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：
“夫人，如果您必须选择，是保住土地，还是保住国家？”
卡特琳娜毫不犹豫：“国家，殿下。土地是母亲，但国家是家园。母亲可以受伤后愈合，家园一旦失去，就无家可归了。”
威廉三世点头：“那么请继续您的工作。战后我们需要尽快恢复土地——无论付出什么代价。”
离开时，玛丽亚小声对母亲说：“他看起来很……冷酷。”
“我们需要冷酷，”卡特琳娜回答，“温柔的时代结束了。”
1672年冬天，局势陷入僵持。
法国控制了南部和东部大片领土，但无法突破“水线”进入荷兰核心区域。英国海军继续封锁，但无法彻底切断补给。荷兰共和国像一株被砍掉一半枝叶但根系依然深厚的橡树——受伤，但没死。
圣诞节前，扬叔叔被法国人释放了——作为“文化交换”的一部分。他带回了在占领区完成的十几幅画作。
家族在海牙重聚。所有人都变了：扬叔叔瘦了，脸上有俘虏营留下的阴影；小威廉眼中有挥之不去的海牙暴乱场景；扬二世手臂上缠着绷带，眼神空洞；卡特琳娜和玛丽亚则有一种土地工作者特有的坚韧。
他们一起看扬叔叔的画。最震撼的一幅是《背叛之城》：画面中，一个荷兰城镇向法国军队投降，市长在递交城门钥匙，当地商人在向法国军官献礼，而背景里，普通市民面无表情地看着。
“乌得勒支？”小威廉问。
“很多城镇都这样。”扬叔叔说，“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为‘共和国’牺牲。特别是当共和国看起来要输的时候。”
另一幅画是《水线》：前景是法国士兵在齐腰深的水中挣扎，中景是荷兰炮艇在芦苇丛中开火，远景是风车和教堂尖顶——依然屹立。
“这是我被释放前画的，”扬说，“法国军官允许我画，因为他觉得这场景‘有趣’。他说：‘你们荷兰人真是疯子，宁可淹了自己也不投降。’我回答：‘我们不是疯子，只是会计师。我们计算过，淹水的成本低于被征服的成本。’他笑了，但我觉得他没懂。”
家族晚餐时，他们讨论了未来。
“战争还会持续，”小威廉说，“但最坏的时期可能过去了。法国人发现征服荷兰比想象中难，英国人发现我们的海军依然能打。”
“但我们失去了三分之一国土，”扬二世说，“成千上万人死亡，经济崩溃，政治分裂……这能叫‘最坏时期过去’吗？”
玛丽亚拿出最新的实验数据：“被淹的土地盐碱化程度比预期轻。如果我们明年春天开始种植耐盐作物，三年内可以部分恢复生产。”
“三年，”卡特琳娜重复，“我们能撑三年吗？”
没有人回答。窗外开始下雪，海牙的街道渐渐变白，像要掩盖这一年的所有血迹和伤痕。
小威廉走到窗前，看着雪花飘落。他想起了祖父老威廉，那个经历了八十年战争的老人。祖父会怎么看待这一年？也许他会说：荷兰就像北海的天气，总有风暴，但风暴过后，风车还会转，运河还会流，商人还会算账。
但这次不同。这次风暴动摇了根基。
“我们需要新的计算，”小威廉对家人说，“不仅算利润和损失，也算我们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。如果只是‘海上马车夫’，那么我们输掉一些船、一些殖民地、一些市场份额，都可以接受。但如果我们是‘共和国’——建立在法律、自由、宽容之上的共和国——那么我们必须扪心自问：我们还配得上这个名字吗？”
那天晚上，小威廉在祖父的老账本边缘写下新的笔记：
“1672年，灾难年。我们失去了土地、生命、团结，但还没失去一切。因为水的阻隔，因为德·鲁伊特的坚韧，因为银行家的诡计，因为普通人的顽强。但最重要的是：因为我们选择了淹没而非投降。这是一种疯狂，也是一种智慧——荷兰式的智慧：宁可暂时失去一切，也不永久失去自己。
代价巨大。伤口会留疤。但疤痕会提醒我们：我们活下来了。现在，必须学会如何带着伤疤生活。”
他合上账本。窗外，雪越下越大，覆盖了街道，覆盖了血迹，覆盖了这个破碎但依然呼吸的国家。
灾难年结束了。但重建的时代——更艰难、更复杂、更需要智慧的时代——才刚刚开始。
荷兰共和国还活着，但永远不再是原来的样子。
就像一个人经历了重病：幸存下来，但知道了自己的脆弱。从此以后，每一步都要更谨慎，每一次呼吸都要更珍惜。
风在呼啸，雪在飞舞，漫长的冬天开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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