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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章 中校参谋长

    我猛地睁开眼。

    “参谋长!参谋长您醒了!”

    一张沾满黑灰的脸凑到眼前,嘴唇干裂,眼睛布满血丝。他戴着那种老式军帽,土黄色的军服肩膀上缝着磨损的领章。不是我军新式迷彩。

    我的喉咙里挤出嘶哑的声音:“这是……哪儿?”

    “同古外围,皮尤河岸边啊!”士兵急得声音发颤,“鬼子开始打炮了,咱们浮桥才搭了一半!刘团长让我来询问这里的情况,咱们是继续搭,还是先撤回同古休整?”

    记忆的碎片开始冲撞。

    上一刻——不,应该是上一个人生的最后一刻——我还在朱日和。我是王益烁,某旅侦察营营长,旅级对抗演习最后阶段,我带着两个排穿插蓝军后方,在一片开阔地遭遇电磁干扰,然后……

    然后就是刺眼的白光。

    不是爆炸。更像是整个世界被撕开一道口子。

    “参谋长?您说句话啊!”士兵的手在我眼前晃了晃。

    我撑起身子。周围是河滩,浑浊的皮尤河水在几十米外流淌,工兵们趴在临时挖出的浅壕里,几段木结构浮桥的骨架歪斜在岸边。远处地平线上,黑色的烟柱正在升起。

    这不是演习。

    炮弹落点没有激光模拟器那种干净利落的判定,没有导调员举着黄牌喊“你阵亡了”。这是真实的土石飞溅、真实的冲击波、真实的死亡气息。

    “今年……”我的声音干涩得不像自己的,“是哪一年?”

    士兵愣住,看我的眼神像看疯子:“民国……民国三十一年啊,三月十八。参谋长,您是不是被震糊涂了?”

    民国三十一年。1942年。

    脑子里又一阵剧痛。这次不是物理的痛,是两股记忆洪流撞在一起的撕裂感。

    王益烁。两个王益烁。

    一个是我,二十一世纪的侦察营营长,三十四岁,陆军指挥学院硕士,在朱日和准备冲击蓝军指挥部。

    另一个是……现在这具身体的原主。新编第五军直属工兵团中校参谋长,也是王益烁,二十八岁,黄埔工兵科毕业,随远征军入缅,此刻正在缅甸同古外围执行渡河保障任务。

    我抓住士兵的手臂,力气大得让他龇牙:“我是谁?说全称!”

    “您……您是咱们工兵团参谋长,王益烁王中校啊!”士兵快哭出来了,“鬼子炮击越来越近了,您快拿个主意吧!”

    等等。

    新编第五军。直属工兵团。中校参谋长。

    缅甸。同古。1942年3月。

    我松开手,慢慢站起来。腿有点软,但还能撑住。河对岸的丛林方向,又一道火光闪过,几秒后爆炸声传来,这次更近了,泥土和碎草落在我们头上。

    操。

    我脑子“嗡”的一声,然后异常清醒。

    穿越了。重生。还是他妈的抗日战场。

    不是演习,不是VR,不是做梦。硝烟味真实得刺鼻,士兵脸上每一道恐惧的皱纹都清晰可见。远处炮弹炸开的黑烟正缓缓升腾,那是日军150毫米榴弹炮的杰作——两份记忆同时给出了这个判断。

    “参谋长?”士兵还在等。

    我深吸一口气——混杂着硝烟和血腥味的空气冲进肺部,呛得我想咳嗽,但这感觉反而让我更清醒。

    “侦察兵派出去了吗?”侦察营长的本能压过了震惊,先摸清敌情,再定决心——这是刻在骨子里的程序。

    “派了!二连三班往东北方向摸了,还没回信!”

    “炮击密度?落点规律?”

    士兵愣了一下,显然没想到我会问这么细:“大概……五分钟一轮,每轮四到六发,落点在向河边延伸,刚才最近的一发离咱们不到三百米。”

    我快速扫视地形。皮尤河在这里宽约八十米,水流较缓,但渡口条件很差。我们所在的西岸地势略高,东岸是茂密的丛林。浮桥只搭了不到三分之一,几艘木船系在岸边。

    原主的记忆开始浮现:工兵团奉命在同古外围构建渡河点,保障200师主力可能的机动通道。但我们来得太晚,日军第55师团已经逼近同古外围,师长戴安澜命令各部收缩防线,我们团接到撤退命令时,浮桥工程已经启动。

    然后就是炮击。

    然后原主——那个二十八岁的王益烁——被一发近失弹震晕了。

    然后我来了。

    “传令。”我说,声音不大,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,“第一,浮桥作业立即停止,所有工程器材能带走的带走,带不走的就地隐蔽或破坏。第二,各连以排为单位交替掩护,向西往同古城方向撤退,注意防炮队形。第三,让侦察班别往回走了,直接向东北方向纵深侦察,重点是日军步兵是否已经前出至河岸,我要知道他们离我们还有多远。”

    士兵瞪大眼睛:“参谋长,咱们……不守了?”

    “守个屁。”我啐了一口嘴里的泥土,“浮桥没搭完,对岸没阵地,留在这儿等鬼子过来包饺子?执行命令!”

    “是!”士兵转身就跑,土黄色背影在硝烟中时隐时现。

    我蹲回浅壕,闭上眼睛深呼吸。心脏在胸腔里狂跳,手掌在微微发抖——这是肾上腺素和理智在打架。但我没时间崩溃。

    民国三十一年。缅甸。远征军。

    我熟悉这段历史。太熟悉了。200师孤军守同古,血战十二天,最后弹尽粮绝突围。这是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最惨烈的战役之一。

    而现在,我是这场战役里一个工兵团的中校参谋长。

    炮击又一轮开始了。这次落点更近,冲击波掀起的泥沙劈头盖脸砸下来。我伏低身体,耳朵里嗡嗡作响,但脑子却在飞速运转。

    工兵团。直属军部。中校参谋长。

    原主的记忆碎片还在不断浮现: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工兵科第十四期,毕业后在工兵学校任教两年,1939年调入新编第五军,去年随军入缅。性格……有点书生气,做事认真但缺乏战场决断,所以二十八岁还是个中校参谋长,没当上主官。

    团里的兵私下叫他“王秀才”。

    去他妈的秀才。

    我抓起掉在身边的望远镜——德制6×30,保养得不错。探出头往对岸观察。丛林边缘有鸟群惊飞,但没看到日军步兵运动的迹象。炮击应该是远程火力试探,或者是在为步兵进攻做准备。

    “参谋长!”又一个身影猫着腰跑过来,是个少尉,脸上有道新鲜的擦伤,“团长问,为什么突然下令撤退?师部命令是‘相机撤离’,没说现在就撤!”

    我转过头看他:“鬼子炮弹都砸到脑袋上了,还‘相机个毛线啊’?再等下去,鬼子步兵压到河边,咱们一个工兵团拿什么守渡口?”

    少尉噎住了。

    “团长在哪儿?”

    “在后面高地。”

    “带路。”

    我抓起地上的手枪——一把勃朗宁M1910,检查弹匣,七发子弹,满的。又摸到原主的公文包,皮质的,里面有几张地图和文件。我把包挎上,跟着少尉沿交通壕往后跑。

    一边跑,一边感受这具身体。二十八岁,比我原来年轻六岁,体格偏瘦但还算结实,长期野外作业的工兵,耐力应该不错。就是眼镜……操,这身体近视,大概三百度,现在眼镜不知道飞哪儿去了,看远处有点模糊。

    但奇怪的是,融合了原主的记忆后,这具身体的肌肉记忆也在快速适应。怎么在战壕里弯腰快跑,怎么在炮击间隙跃进,动作居然很自然。

    高地离河岸大约八百米,是个缓坡,有几间被炸塌一半的缅式木屋,工兵团团部就设在木屋后的掩体里。

    团长刘砚是个黑脸汉子,四十岁上下,正蹲在地上看地图。见我进来,他抬起头,眼神复杂:“益烁,你怎么样?听说你下令全团撤退?”

    “团长。”我站直,尽量让自己的语气符合“王参谋长”该有的样子,“鬼子炮火已经封锁河岸,浮桥不可能继续施工。侦察兵回报,日军至少有一个大队正在向皮尤河运动,前锋离我们不到五公里。继续留在这儿,等他们架起迫击炮和重机枪,咱们全得交代。”

    刘砚眉头紧锁:“师部的命令……”

    “师部命令是‘相机撤离’,相机就是看情况。”我蹲到他旁边,指着地图上我们所在的位置,“现在情况是:第一,任务已无法完成;第二,敌军即将合围;第三,我团继续滞留无险可守。最理性的选择是立刻撤退,与同古城内200师主力会合,还能增强城防力量。”

    旁边的作战参谋小声说:“可是……没完成渡河点建设,师部追责怎么办?”

    我看了他一眼:“是追责重要,还是全团一千多号弟兄的命重要?”

    掩体里安静了几秒。

    刘砚盯着地图,手指在“同古”两个字上敲了敲,终于咬牙:“撤!传令各营,按参谋长刚才的命令执行,交替掩护,往同古西门撤退!”

    命令传下去了。团部开始收拾电台、文件、地图。我靠在掩体土墙上,闭上眼睛,让两段记忆最后一次激烈碰撞。

    朱日和。电磁干扰。白光。

    然后就是这里。

    不是魂穿,更像是两份完整的记忆和人格被硬塞进同一个大脑。现在的我,既是那个在模拟战场上琢磨着怎么“击毙”蓝军指挥官的侦察营长,也是这个在真实战场上想着怎么活下来的工兵团参谋长。

    但主导的是我。二十一世纪的我。

    因为原主在炮击震晕的那一刻,某种意义上的确“死”了。我接管了这具身体,接管了他的记忆、人际关系、专业技能——包括他黄埔学的那套工兵知识,现在也成了我知识库的一部分。

    “参谋长。”刚才那个少尉又凑过来,递给我一个铁水壶,“喝口水吧。您的眼镜……找到了,但镜片裂了。”

    我接过水壶喝了一口,水有股土腥味。又接过眼镜戴上,果然,左镜片有道裂纹,视野有点扭曲,但总比没有强。

    “谢谢。”我说,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

    少尉愣了一下:“我……我是团部作战参谋陈启明啊,参谋长您……”

    “炮震的,脑子还有点懵。”我面不改色地撒谎,“现在清醒多了。陈参谋,撤退序列安排好了吗?”

    “安排好了!一营断后,二营护卫团部,三营先撤。伤员已经先行往同古送了。”

    “很好。”

    外面炮声渐稀,日军可能在进行火力延伸,或者步兵开始前出了。不能再等。

    “团长,该走了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刘砚最后看了一眼地图,把它卷起来塞进图囊:“走!”

    撤退比我想象的艰难。

    工兵团不是战斗部队,虽然也配了步枪和少量轻机枪,但训练和战斗意志跟一线步兵师差得远。

    我跟着团部走在中间序列。一边走,一边观察地形,一边在脑子里翻找记忆。

    同古,缅甸中部要冲,仰光至曼德勒铁路线上的重镇。1942年3月,日军第55师团主力围攻同古,守军是远征军第200师,师长戴安澜。历史上,200师在这里血战十二天,毙伤日军五千余人,最后因援军不至、补给断绝而被迫突围。

    今天是3月18日。按历史,日军已经完成对同古的合围,200师正在城内构筑防御工事。我们工兵团原本的任务是在外围构建渡河点,可能是为了预备将来的反攻或撤退通道——但现在看来,这个任务已经失去意义。

    “参谋长。”陈启明又凑到我旁边,小声说,“您刚才……好像跟平时不太一样。”

    我心里一紧,但脸上不动声色:“怎么说?”

    “就……更果断。要是以前,您肯定会先请示团长,再开会讨论,然后才……”

    “然后鬼子就把咱们包圆了。”我打断他,“陈参谋,这是战场。没时间扯皮。对了,跟我说说团里现在的情况,我脑子还有点乱。”

    这是个收集信息的好机会。原主的记忆虽然完整,但就像一本没索引的书,需要具体问题才能调出具体内容。

    陈启明果然开始汇报:工兵团满编应该是一千二百余人,实际在缅人数九百多,缺编严重。装备以工兵器材为主,武器只有步枪三百余支,轻机枪十二挺,重机枪四挺,没有迫击炮以上的重火力。团里三个营,一营长是刘团长的老部下,二营长和三营长都是军校出身,跟原主——也就是“王参谋长”——关系还算融洽。

    “咱们团的任务,”陈启明继续说,“本来是配合200师在同古构建防御工事。但刚到同古外围,就接到命令来皮尤河搭浮桥,说是可能要保障英军撤退通道。结果英军自己先跑了,咱们倒被晾在这儿……”

    他语气里带着怨气。

    我点点头,没接话。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混乱,历史书上看过,现在亲身经历,感受更深。中英协调失灵,指挥体系混乱,情报失误……这些最后都让基层官兵用命来填。

    队伍突然停住了。

    前面传来骚动。我拔出手枪,猫腰往前跑。刘团长已经站在队伍前头,正用望远镜往前看。

    “怎么了?”

    “有情况。”刘团长把望远镜递给我,“前面村子,好像有人。”

    我接过望远镜。大约一公里外有个缅甸村庄,十几间高脚屋,村口有棵大树。镜筒里,几个人影在村口晃动,穿着不像缅民,也不是日军军服——是某种土黄色的短装。

    “侦察兵呢?”我问。

    “已经派过去了。”

    几分钟后,两个侦察兵喘着气跑回来:“报告!是缅甸独立义勇军的人,大概一个小队,三十多个!”

    缅甸独立义勇军。日军扶植的伪军部队。

    刘团长脸色一沉:“他们发现我们了吗?”

    “应该发现了,但没开枪,好像在观望。”

    “打不打?”一营长也凑过来了,“咱们人多,一个冲锋就能吃掉他们。”

    我快速估算。对方三十多人,我们这边九百多人,数量绝对优势。但一交火,枪声肯定会引来附近的日军主力。而且我们是工兵,正面攻坚不是强项。

    “不能打。”我说,“绕过去。从村子南边的林子穿过去,保持隐蔽,如果他们不开火,我们也不主动招惹。”

    “可他们是伪军!”一营长不服。

    “伪军也是地头蛇,熟悉地形。我们现在首要任务是撤回同古,不是节外生枝。”我看着刘团长,“团长,下决心吧。”

    刘团长沉默了几秒,点头:“听参谋长的。传令,全体转向南,从林子绕行。保持安静,做好战斗准备,但如果对方不开枪,谁也不许先开火!”

    命令传下去。队伍开始悄悄转向。我站在路边,看着士兵们猫着腰、抱着枪,快速而安静地穿过路边的灌木丛。

    这场景……太真实了。

    不是演习时那种“假装隐蔽”的姿态,每个人脸上都是真实的紧张和警惕。枪栓被小心地拉开又推上,免得发出声音。有人踩断枯枝,旁边的老兵立刻瞪过去。

    队伍继续前进。村子方向始终没有枪声,那些伪军可能也不想招惹我们这支规模不小的部队。下午四点左右,同古城的轮廓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。

    砖木结构的城墙,几座佛塔的尖顶,还有城墙上隐约可见的沙包工事和青天白日旗。

    城门口已经有200师的哨兵在等我们。一个上尉跑过来敬礼:“5军工兵团的兄弟?戴师长命令,贵部入城后即刻到城中集结,驻地为同古中央银行,工兵团的兄弟们可以先在驻地做休整!请贵团团长以及参谋长前往200师师部一叙,戴师长在师部恭候二位。”

    刘团长回礼:“明白。请转告戴师长,我部即刻到位。”

    队伍开始进城。穿过城门洞时,我抬头看了一眼。

    青灰色的城砖上,已经有了新鲜的弹痕。

    同古城,已经处在战火边缘。

    而我,王益烁,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军人,如今是1942年缅甸战场上的一名远征军中校。

    头已经不痛了。

    但心里压着的东西,比头痛沉重千百倍。

    我握紧了手里的勃朗宁手枪。

    先活下来。

    然后,让更多人活下来。

    至于怎么解释我突然“变了个性格”……

    去他妈的,战场上了,谁有工夫追究这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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