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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05章 武道馆·隔海擂

    一九八零年五月三日,东京,下午五点。

    武道馆后台的空气,绷得像拉满的弓弦。

    谭咏麟对着镜子,最后一次检查演出服。

    黑色改良中山装,左肩绣着小小的香港洋紫荆。

    右肩,对应位置是东京市花樱花。

    中岛晴子蹲在地上,帮他调整裤脚。

    “谭桑,记住舞踏段落的呼吸。吸气时想象把整个武道馆的重量吸进肚子,吐气时用脚尖把重量还给它。”

    谭咏麟点头,手心全是汗。

    不是紧张,是亢奋。

    十八天磨出来的三首新歌,融合舞踏的《魔法极乐舞》改编版。

    还有顾家辉,临时加的一段琵琶独奏。

    用的乐器,是赵鑫从香港带来的。

    一九三七年南洋华侨捐赠的“抗战琵琶”。

    门外传来郑东汉的声音:“阿伦!观众开始入场了!铃木健二说,上座率九成五!”

    “日本歌迷来了多少?”谭咏麟问。

    “保守估计一半。”

    郑东汉推门进来,脸色复杂,“另一半是,杰尼斯带来的观摩团。山田先生坐在第五排正中,带了二十个练习生。”

    谭咏麟咧嘴笑了:“来看我笑话的?”

    “来看香港‘非标准化产品’的现场实力。”

    赵鑫走进来,手里拿着节目单。

    “阿伦,按我们原计划演。不要想讨好谁,也不要想着打败谁。就想着一件事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:“把过去十八天,我们所有人熬的夜、流的汗、吵的架、还有那些差点放弃,但又咬牙挺过来的时刻,全部倒在舞台上。”

    谭咏麟深吸一口气,闭上眼睛。

    他想起顾家辉改编曲,改到凌晨四点,趴在钢琴上睡着;

    想起黄沾写不出词砸酒瓶,碎片划破手还继续写;

    想起中岛晴子,五十多岁的人,陪他练舞练到腿抽筋;

    想起陈伯,每天变着花样煲汤。

    说“后生仔,喉咙是你们吃饭的家伙,要护好”。

    他睁开眼睛,镜子里的人,眼神变了。

    不是舞台上的谭咏麟,也不是送奶工家明。

    是那个一九七六年,在酒吧驻唱被客人泼酒。

    还笑着唱完最后一首歌的傻小子。

    “我知道了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晚上七点整,武道馆座无虚席。

    灯光暗下,观众席的嘈杂声渐渐平息。

    一束追光打在舞台中央。

    那里没有乐队,没有伴舞。

    只有一把椅子,一支立麦。

    谭咏麟从阴影里走出来,没有炫目的登场,只是平静地走到麦克风前。

    他先是用日语说:“晚上好,东京。我是谭咏麟,来自香港。”

    然后切换粤语:“今晚的第一首歌,是十八天前才写完的。写歌的时候,我在想:东京和香港,都是不睡觉的城市。但东京的失眠是安静的,香港的失眠是吵闹的。所以这首歌,叫《双城记》。”

    音乐起。

    前奏是极简的钢琴,左手低音区,模拟东京夜雨滴答。

    右手高音区,是香港霓虹闪烁的碎音。

    谭咏麟开口,第一段主歌用日语:

    “雨垂直落下/洗淡霓虹灯的颜色

    末班电车开走/站台上没有等我的车

    玻璃里的男人/领带歪了/笑容僵了

    他问我:你累不累?

    我说:累啊/但梦还没清澈”

    声音低沉,带着疲惫的沙哑。

    完全没有以往,“魔法舞王”的张扬。

    观众席里,那些杰尼斯练习生愣住了,这不是他们熟悉的偶像唱法。

    第二段主歌,突然转粤语,节奏加快:

    “风打圈袭来/吹乱摩天楼的倒影

    最后一班渡轮/冲乱码头边的街景

    海面上的男人/衬衫湿了/眼眶热了

    他问我:你走不走?

    我说:走啊/我在家里等天明”

    钢琴加入蓝调音阶的滑音,像一声叹息。

    就在观众以为,这是一首沉重都市曲时。

    副歌炸开!

    中日双语交织,旋律骤然高昂:

    “东京雨香港风/隔着海关也想相通

    你的累我的倦/汇率换算在交融!

    雨里风里/梦里都是空

    两套天气/一次相逢——”

    最后一句,谭咏麟猛然撕开中山装外套!

    里面是那件,熟悉的黑色紧身舞服!

    音乐切换成《《魔法极乐舞》》前奏的变奏版,但鼓点更重,电子音更冷!

    他从舞踏的“内缩”姿态开始,极慢地,在地板上蜷缩成团。

    然后,用比排练时更爆裂的速度。

    炸开成《《魔法极乐舞》的经典滑步!

    但这一次,滑步的轨迹,不是流畅的弧线。

    而是带着挣扎感的折线,就像在混凝土里开花,每一寸移动都要碾碎石头。

    观众席一片死寂。

    然后,掌声从零散到汇聚,最后变成海啸。

    不是礼貌性的鼓掌。

    是真实的、被击中的、甚至带着点不知所措的激动。

    第五排,山田先生摘下眼镜,用力擦了擦。

    他身边的练习生小声问:“山田桑,这符合标准吗?”

    山田沉默了很久,说:“不符合任何标准。但他妈的,真好看。”

    后台,赵鑫盯着监视器。

    对身边的郑东汉说:“第一关过了。”

    郑东汉眼眶发红:“何止过了。你看到观众的表情了吗?他们没见过这样的‘偶像’。会累,会狼狈,会撕衣服,但撕完衣服不是卖肉,是更狠地跳舞。”

    第二首歌,是《水中花》的日语改编版。

    谭咏麟没有完全按日语歌词唱,而是在副歌部分,突然切回粤语原词。

    当“这纷纷飞花已坠落”,用粤语唱出来时。

    台下有香港留学生带头,用粤语跟着合唱。

    渐渐地,日本歌迷,也开始用生硬的粤语跟唱。

    两种语言,在同一段旋律里交汇。

    第三首歌,是顾家辉的琵琶独奏。

    那把一九三七年的老琵琶,被搬上舞台。

    追光灯下,琴身上的划痕清晰可见。

    谭咏麟盘腿坐下,不是演奏家的姿势,是街头艺人的随意。

    他弹的不是传统曲目,是一段即兴。

    把《红隧回声》的吉他旋律,用琵琶的音色重构。

    金属弦在手指下震动,发出既古又今、既中又西的奇异声响。

    弹到高潮,他突然开口。

    用普通话,念了钱深老师写的一段话:

    “一九三七年,南洋华侨捐了这把琵琶。它去过滇缅公路,去过野人山,最后流落到香港。今晚,它在东京。音乐没有国籍,但,有故乡的记忆。”

    台下,有老华侨开始抹眼泪。

    山田先生彻底坐直了身体。

    他转头对助理说:“记下来。这不是演唱会,是文化输出。但输出的是‘真实’,不是‘包装’。”

    晚上九点,演唱会进入尾声。

    谭咏麟浑身湿透,站在舞台中央,喘着气对台下说:

    “最后一首歌,是我自己写的。十八天前,我差点唱了别人给我写的日语歌。但最后,我决定唱这首,《我系谭咏麟》。”

    音乐起,简单的吉他伴奏。

    歌词直白得像日记:

    “我系谭咏麟/唱歌中意跳舞中意

    有时好蠢有时好型/有时通宵录歌也会生气

    我唔系完美偶像/我会走音会跳错步履

    但我每一次上台/都真系好欢喜

    因为我知/台下有你”

    他唱到一半,突然停下,对台下说:

    “我知,今晚有很多从杰尼斯来的朋友。我想说:标准化很重要,但人之所以是人,是因为我们有不标准的部分,那些会痛、会累、会犯错、但也会因为热爱而发光的部分。”

    他看向第五排,山田先生的位置:

    “香港很小,但我们想用小小的声音,告诉大大的世界:娱乐可以有很多种样子。其中一种,既是艺术,也叫作‘真’。”

    然后,他鞠了一躬。

    不是偶像式的九十度鞠躬,是带着疲惫但满足的、浅浅的躬身。

    灯光暗下。

    武道馆里,掌声持续了整整三分钟。

    山田先生站起来,没有立刻离开。

    他对助理说:“给总部写报告。标题是:《关于香港非标准化偶像的市场可能性分析,以谭咏麟武道馆演唱会为例》。”

    “结论呢?”助理问。

    “结论是,”

    山田看着空荡荡的舞台,“我们可能错了。市场要的也许不是更完美的产品,是更真实的人。”

    同一时间,晚上九点半。

    台北,眷村文化协会,临时放映点。

    《橄榄树》的第一场正式放映,刚结束。

    "不要问我从哪里来,我的故乡在远方,为什么流浪,流浪远方,流浪!"的旋律还在飘着。

    银幕上还在滚字幕,现场三百多个观众,没人起身。

    周理事长拄着拐杖,颤巍巍地走上台。

    他对着麦克风,用湖南口音的普通话说:

    “各位乡亲,电影看完了。我想问一句:陈望乡最后种活的橄榄树,结的是苦果,你们觉得,他后悔吗?”

    台下沉默。

    一个老兵站起来,大声说:“不后悔!苦也是自己的命!”

    又一个站起来:“我阿爸就是一九四九年来的外省兵,他在台湾吃了一辈子苦,临死前说‘想回家’。但他也说‘不后悔当兵’!”

    “我阿公是南洋机工!”

    一个年轻人站起来,眼眶通红,“他死在滇缅公路,连坟都没有。但我阿嬷说,他写信回来讲过‘为国而死,光荣’!”

    声音越来越多,交织成一片。

    许鞍华在台下,紧紧握着钱深的手。

    钱深泪流满面。

    喃喃道:“他们懂了,他们真的懂了。”

    林天明用闽南语大声说:“各位阿伯阿叔!我们南洋华侨,和你们外省老兵,都是一样的——都是为了‘国家’两个字,离乡背井,吃苦受难!但我们的苦,应该被记住!我们的故事,应该被讲出来!”

    放映点外,新闻局的车,停在那里。

    但车里的人,没有下来。

    他们听着里面的声音,对视一眼,默默发动了车子。

    “回去报告吧。”

    一个官员说,“这不是电影,是人的良心。”

    深夜十一点。

    香港广播道,鑫时代天台。

    赵鑫接到两个电话。

    第一个来自东京,郑东汉声音哽咽:“阿伦,成功了。武道馆加开两场安可,票半小时售罄。铃木健二说,宝丽金日本总部决定,不再要求艺人本地化改造,改为‘原产地特色强化’。”

    第二个来自台北,许鞍华声音沙哑:“新闻局的人走了,周理事长说,眷村协会,要自己筹钱,在全台办一百场巡回放映。”

    挂掉电话,赵鑫走到天台边缘。

    维多利亚港的灯火,倒映在海面上,碎成一片晃动的金。

    林青霞走过来,握住他的手。

    “赢了?”她轻声问。

    “还没,这只是开始。”

    赵鑫看着远方,“要赢得人心,还早呢。”

    他想起山田先生,报告里可能写的话,想起新闻局官员离开时的眼神。

    日本模式,不会因为一场演唱会就退让。

    台湾的市场,也不会因为一部电影就敞开。

    但至少今晚,他们证明了另一条路的存在。

    一条不靠伪装、不靠妥协、只靠“良心”的路。

    虽然这条路,注定更窄,更陡,更耗人。

    但走在这条路上的人,每一步都踩在自己的心跳上。

    赵鑫转身,看向楼下。

    录音棚里,张国荣还在和高桥幸宏,越洋电话讨论频率问题。

    排练室,徐小凤在试穿新改的旗袍。

    那件绣着,香港电车和东京铁塔的“双城旗袍”。

    食堂里,陈伯在熬明天的汤。

    嘴里哼着《双城记》的调子。

    这片森林,在五月三日的深夜里,依然在生长。

    带着伤,带着累,但带着光。

    赵鑫深吸一口气。

    明天,五月四日。

    新的战斗,又要开始了。

    但今夜,且让他们安静的享受这一刻。

    这一刻,东京雨和香港风,在歌声里相遇。

    这一刻,南洋愁和台湾苦,在银幕上重逢。

    这一刻,他们用十八天的拼命,换来了一个小小的可能:

    也许,这个世界,真的需要不标准的声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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