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80章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！（十月千票加更1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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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房里，阿列克谢耶芙娜男爵夫人看着女儿索菲娅仍然一脸不解的样子，她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：“坐。”
索菲娅咬了咬嘴唇，勉强坐下，手放在膝盖上，攥得很紧。
她终于忍不住了：“母亲，我不明白。您为什么答应他？那个承诺——”
男爵夫人打断了她：“那个承诺很值钱，比你现在想的要值钱得多！”
索菲娅瞪大眼睛，男爵夫人拿出一封信，放在书桌上。
男爵夫人叹了口气：“你以为我们谢尔巴托夫家现在就很安全？
你以为我们把钱转到巴黎，买了这栋房子，就万事大吉了？”
她摇摇头，指了指桌上的信：“你父亲上个月来的信。他说，圣彼得堡的气氛越来越紧张。
陛下对那些‘西化’贵族越来越不耐烦。内政部已经在调查几个长期住在国外的家族——
看他们有没有‘不忠于祖国’的行为。”
索菲娅的脸色变了：“可是……可是我们不是不忠于——”
男爵夫人说：“不重要。重要的是陛下怎么想，重要的是那些想讨好沙皇的大臣怎么报告。”
她拿起那封信，又放下：“我们谢尔巴托夫家，就像走在钢丝上。
一边是俄罗斯，我们的根在那里，我们的土地、头衔、历史都在那里。
一边是欧洲，我们以为的‘避风港’……”
她顿了顿，看着窗外的巴黎屋顶：“但如果俄罗斯出事呢？有一天我们在俄罗斯的一切都没了呢？
那时候，我们在巴黎的房子，还有银行里的存款，能保我们多久？难道我们真的要漂洋过海去美国吗？”
索菲娅说不出话，她突然觉得冷。哪怕壁炉烧得很旺，但她还是冷。
男爵夫人继续说：“那个年轻人，莱昂纳尔·索雷尔。他不是贵族，但他有我们没有的东西。”
索菲娅下意识地问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男爵夫人的答案得很简单：“未来。他属于未来。而我们——”
她苦笑起来：“我们属于过去，或者最多，属于现在，而这个现在，正在一点点消失。”
她看着索菲娅，眼神很复杂：“你今天看不起他的承诺，觉得虚无缥缈。但十年后、二十年后呢？
当谢尔巴托夫这个姓氏在俄罗斯不再意味着什么的时候，我们的孩子也许正在流亡，也许正被通缉——
那个承诺，可能就是唯一能救命的东西！”
索菲娅沉默了，书房里很安静，远处街道上隐约传来的马车声。
过了很久，索菲娅才低声问：“那我们……怎么救那个契诃夫？”
男爵夫人点点头：“你明天就给你的父亲写信，用最紧急的渠道。告诉他，这是我的要求——
让他做好准备，近期内需要动用关系，把那个叫安东·契诃夫的年轻人从流放名单上弄下来。”
她顿了顿，补充道：“别说为什么。就说……就说我们欠了巴黎某个人一个人情，必须还。”
索菲娅点头，但犹豫了一下：“为什么不是现在？”
男爵夫人摇了摇头：“索雷尔先生说了，他还会做其他努力，我们先看看他的其他努力有什么成果吧。”
她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背对着索菲娅：“去写信吧，现在就去。”
索菲娅也站起来，朝门口走去，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
母亲站在窗前，平常伟岸、宽阔的背影，不知为什么，这时看起来却很渺小，很孤单。
窗外的巴黎在她眼前展开，灰蒙蒙的天空下，城市的屋顶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。
那是别人的城市。
索菲娅突然明白了母亲的选择——她们在赌。
赌莱昂纳尔·索雷尔说的那个“未来”，赌他的承诺真的有一天能兑现。
就像当年那些把财富转到英国的法国贵族，赌波旁王朝能复辟一样。
只是这一次，她们赌的不是一个王朝，而是一个人。
索菲娅轻轻关上门，朝自己的房间走去。
她要写信，写给远在圣彼得堡的父亲，请求他去干涉一桩奥克拉纳的案子，去救一个素未谋面的年轻学生。
为了一个写的人的承诺。
她走到书桌前，铺开信纸，拿起笔。
笔尖悬在纸上，迟迟没有落下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莫斯科，布提尔卡监狱。
一月末的风像刀子，刮过监狱高耸的砖墙，在铁窗缝隙里发出尖锐的呜咽。
墙是深红色的，砖块有些年头了，缝隙里长着黑黢黢的霉斑。
窗子很高，窗口很小，嵌着粗铁条，玻璃脏得几乎不透光，只能看见外面一片灰蒙蒙的天。
安东·契诃夫坐在牢房角落的木板床上，背靠着冰冷的砖墙。
他已经在这里呆了一个月。
牢房不大，只有二十步长，十五步宽，却关着三十多个人。
地面是夯实的泥土，湿漉漉的，泛着一层油光。
角落里放着一个木桶，那是便桶，盖子半开着，散发出刺鼻的氨水味。
床位根本不够。
木板搭的通铺挤了二十个人，剩下的十来个就睡在地上，铺些干草或破布。
契诃夫运气好，分到一个铺位，虽然只是最靠墙的角落，但至少不用直接睡在泥地上。
牢房里有各种人。
靠门那边住着几个和他一样的学生犯，其中一个叫谢尔盖的大学生，来自喀山大学，因为组织读书会被抓。
他又瘦又高，戴副破眼镜，镜片早裂了，只能用线绑着。
他总在低声和别人说话，讲些什么“土地与自由”“人民的意志”。
除了学生犯，还有的就是普通罪犯。
角落里有三个年轻人，是流浪汉，因为“无业游荡”被抓。
他们整天蜷在一起，像受惊的动物，眼睛空空的，没有光。
一个酒鬼睡在便桶边，他喝多了私酿酒，酒精中毒，手抖得厉害，说话含糊不清。
还有个小偷，才十七岁，手指灵巧，能在看守眼皮底下偷走他口袋里的糖。
契诃夫还见过一个女人，她不是这间牢房的，是隔壁女监的。
有一次放风时，他看见她站在院子那头，穿着破旧的灰色长裙，头发剪得很短，脸瘦得脱了形。
她盯着监狱高墙外的天空，一动不动，像一尊雕像。
后来听人说，她是个女教师，因为教农民识字被抓，被判了五年流放，去雅库茨克。
真正让他警惕的，是牢房里那个总是笑眯眯的胖子。
胖子自称叫彼得，是个小商人，因为“税务问题”被抓。
他话很多，喜欢和人攀谈，尤其喜欢找契诃夫聊天。
“安东·巴甫洛维奇，你是大学生啊？真了不起。”
“莫斯科大学的？学医的？以后肯定是体面人。”
有时胖子会递过来一小块不知哪儿弄到的糖，或者一片皱巴巴的烟叶。
“拿着，别客气。咱们在这儿都是难友，互相照应。”
契诃夫一开始还接，后来就不接了，他发现胖子问的问题很细。
“你那些同学，都怎么样？”
“你们平时都聚会吗？在哪儿？”
“你的同学们读些什么书？哪儿买的？”
胖子眼睛很小，说着说着就会笑起来，眯成一条缝。
契诃夫很快就知道他是“乌鸦”，于是开始避开胖子；实在避不开，就只说些无关紧要的话。
胖子也不生气，还是笑眯眯的，该问的话一句也不落下。
这就是监狱的日常。
早上六点，牢门上的小窗打开，看守扔进来一天的口粮：
每人一块黑面包，只有拳头大；一碗稀汤，只是热水里飘着几片烂菜叶和土豆皮。
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。
有人睡觉，有人发呆，有人小声说话。
谢尔盖说，去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后，新沙皇加强了控制，抓了很多人。
“但我们不会停，人民总有一天会觉醒！”
契诃夫只是听着，不说话。
他想起自己写过的那些讽刺小品，嘲笑官僚，嘲笑神父，嘲笑那些麻木的小市民。
那时候他觉得他的笔就是刀，能割开社会的脓疮；现在他知道了，真正的刀是铁做的，握在穿制服的人手里。
但他不后悔，他只是做了自己心中认为该做的事。
他只是担心家里，他想母亲，叶夫根尼娅·雅科夫列夫娜，那个总是忙碌、总是担忧的女人。
她身体不好，有风湿，冬天关节会疼。现在儿子被抓了，判了流放，她会怎么样？会哭吗？会病倒吗？
他想父亲，帕维尔·叶戈罗维奇，那个被生活压垮了的男人。
他酗酒，暴躁，但契诃夫知道，父亲心里还有一点骄傲——对儿子考上莫斯科大学的骄傲。
现在这骄傲碎了。父亲会怎么想？会觉得儿子丢了他的脸吗？
他想哥哥亚历山大。
那个永远醉醺醺的哥哥。他会照顾好家里吗？还是会变本加厉地喝酒，把家里的最后一点钱都喝光？
他想弟弟妹妹们，伊万、米哈伊尔，当然还有玛莎。
玛莎，他最聪明的妹妹。她会不会做傻事？会不会想办法救他？不，千万别！
契诃夫心里一紧，玛莎才十八岁，她什么也做不了。
他只希望她平安，希望她不要因为自己受到牵连。
奥克拉纳会不会去找家里的麻烦？会不会搜查房子？会不会把父亲也抓起来？
这些念头像老鼠，在黑暗里啃噬他的心脏。
他翻了个身，脸对着冰冷的砖墙，强迫自己想些别的事。
想医学院的解剖课，想那些骨骼、肌肉、血管的结构。
想他写过的那些故事，想那个打喷嚏溅到将军头上的小官员，想那个给有学问邻居写信的退伍军士。
文字。只有文字不会背叛他。
他在脑子里构思新的故事，关于这间牢房，关于这些人。
那个女教师，那个笑眯眯的胖子线人，还有谢尔盖，那个坚信人民会醒来的大学生。
如果他们都能活下去，如果有一天他能把这些写下来，如果能把这些都寄给索雷尔先生……
契诃夫闭上眼，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——
午夜了。
（三更结束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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索菲娅咬了咬嘴唇，勉强坐下，手放在膝盖上，攥得很紧。
她终于忍不住了：“母亲，我不明白。您为什么答应他？那个承诺——”
男爵夫人打断了她：“那个承诺很值钱，比你现在想的要值钱得多！”
索菲娅瞪大眼睛，男爵夫人拿出一封信，放在书桌上。
男爵夫人叹了口气：“你以为我们谢尔巴托夫家现在就很安全？
你以为我们把钱转到巴黎，买了这栋房子，就万事大吉了？”
她摇摇头，指了指桌上的信：“你父亲上个月来的信。他说，圣彼得堡的气氛越来越紧张。
陛下对那些‘西化’贵族越来越不耐烦。内政部已经在调查几个长期住在国外的家族——
看他们有没有‘不忠于祖国’的行为。”
索菲娅的脸色变了：“可是……可是我们不是不忠于——”
男爵夫人说：“不重要。重要的是陛下怎么想，重要的是那些想讨好沙皇的大臣怎么报告。”
她拿起那封信，又放下：“我们谢尔巴托夫家，就像走在钢丝上。
一边是俄罗斯，我们的根在那里，我们的土地、头衔、历史都在那里。
一边是欧洲，我们以为的‘避风港’……”
她顿了顿，看着窗外的巴黎屋顶：“但如果俄罗斯出事呢？有一天我们在俄罗斯的一切都没了呢？
那时候，我们在巴黎的房子，还有银行里的存款，能保我们多久？难道我们真的要漂洋过海去美国吗？”
索菲娅说不出话，她突然觉得冷。哪怕壁炉烧得很旺，但她还是冷。
男爵夫人继续说：“那个年轻人，莱昂纳尔·索雷尔。他不是贵族，但他有我们没有的东西。”
索菲娅下意识地问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男爵夫人的答案得很简单：“未来。他属于未来。而我们——”
她苦笑起来：“我们属于过去，或者最多，属于现在，而这个现在，正在一点点消失。”
她看着索菲娅，眼神很复杂：“你今天看不起他的承诺，觉得虚无缥缈。但十年后、二十年后呢？
当谢尔巴托夫这个姓氏在俄罗斯不再意味着什么的时候，我们的孩子也许正在流亡，也许正被通缉——
那个承诺，可能就是唯一能救命的东西！”
索菲娅沉默了，书房里很安静，远处街道上隐约传来的马车声。
过了很久，索菲娅才低声问：“那我们……怎么救那个契诃夫？”
男爵夫人点点头：“你明天就给你的父亲写信，用最紧急的渠道。告诉他，这是我的要求——
让他做好准备，近期内需要动用关系，把那个叫安东·契诃夫的年轻人从流放名单上弄下来。”
她顿了顿，补充道：“别说为什么。就说……就说我们欠了巴黎某个人一个人情，必须还。”
索菲娅点头，但犹豫了一下：“为什么不是现在？”
男爵夫人摇了摇头：“索雷尔先生说了，他还会做其他努力，我们先看看他的其他努力有什么成果吧。”
她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背对着索菲娅：“去写信吧，现在就去。”
索菲娅也站起来，朝门口走去，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
母亲站在窗前，平常伟岸、宽阔的背影，不知为什么，这时看起来却很渺小，很孤单。
窗外的巴黎在她眼前展开，灰蒙蒙的天空下，城市的屋顶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。
那是别人的城市。
索菲娅突然明白了母亲的选择——她们在赌。
赌莱昂纳尔·索雷尔说的那个“未来”，赌他的承诺真的有一天能兑现。
就像当年那些把财富转到英国的法国贵族，赌波旁王朝能复辟一样。
只是这一次，她们赌的不是一个王朝，而是一个人。
索菲娅轻轻关上门，朝自己的房间走去。
她要写信，写给远在圣彼得堡的父亲，请求他去干涉一桩奥克拉纳的案子，去救一个素未谋面的年轻学生。
为了一个写的人的承诺。
她走到书桌前，铺开信纸，拿起笔。
笔尖悬在纸上，迟迟没有落下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莫斯科，布提尔卡监狱。
一月末的风像刀子，刮过监狱高耸的砖墙，在铁窗缝隙里发出尖锐的呜咽。
墙是深红色的，砖块有些年头了，缝隙里长着黑黢黢的霉斑。
窗子很高，窗口很小，嵌着粗铁条，玻璃脏得几乎不透光，只能看见外面一片灰蒙蒙的天。
安东·契诃夫坐在牢房角落的木板床上，背靠着冰冷的砖墙。
他已经在这里呆了一个月。
牢房不大，只有二十步长，十五步宽，却关着三十多个人。
地面是夯实的泥土，湿漉漉的，泛着一层油光。
角落里放着一个木桶，那是便桶，盖子半开着，散发出刺鼻的氨水味。
床位根本不够。
木板搭的通铺挤了二十个人，剩下的十来个就睡在地上，铺些干草或破布。
契诃夫运气好，分到一个铺位，虽然只是最靠墙的角落，但至少不用直接睡在泥地上。
牢房里有各种人。
靠门那边住着几个和他一样的学生犯，其中一个叫谢尔盖的大学生，来自喀山大学，因为组织读书会被抓。
他又瘦又高，戴副破眼镜，镜片早裂了，只能用线绑着。
他总在低声和别人说话，讲些什么“土地与自由”“人民的意志”。
除了学生犯，还有的就是普通罪犯。
角落里有三个年轻人，是流浪汉，因为“无业游荡”被抓。
他们整天蜷在一起，像受惊的动物，眼睛空空的，没有光。
一个酒鬼睡在便桶边，他喝多了私酿酒，酒精中毒，手抖得厉害，说话含糊不清。
还有个小偷，才十七岁，手指灵巧，能在看守眼皮底下偷走他口袋里的糖。
契诃夫还见过一个女人，她不是这间牢房的，是隔壁女监的。
有一次放风时，他看见她站在院子那头，穿着破旧的灰色长裙，头发剪得很短，脸瘦得脱了形。
她盯着监狱高墙外的天空，一动不动，像一尊雕像。
后来听人说，她是个女教师，因为教农民识字被抓，被判了五年流放，去雅库茨克。
真正让他警惕的，是牢房里那个总是笑眯眯的胖子。
胖子自称叫彼得，是个小商人，因为“税务问题”被抓。
他话很多，喜欢和人攀谈，尤其喜欢找契诃夫聊天。
“安东·巴甫洛维奇，你是大学生啊？真了不起。”
“莫斯科大学的？学医的？以后肯定是体面人。”
有时胖子会递过来一小块不知哪儿弄到的糖，或者一片皱巴巴的烟叶。
“拿着，别客气。咱们在这儿都是难友，互相照应。”
契诃夫一开始还接，后来就不接了，他发现胖子问的问题很细。
“你那些同学，都怎么样？”
“你们平时都聚会吗？在哪儿？”
“你的同学们读些什么书？哪儿买的？”
胖子眼睛很小，说着说着就会笑起来，眯成一条缝。
契诃夫很快就知道他是“乌鸦”，于是开始避开胖子；实在避不开，就只说些无关紧要的话。
胖子也不生气，还是笑眯眯的，该问的话一句也不落下。
这就是监狱的日常。
早上六点，牢门上的小窗打开，看守扔进来一天的口粮：
每人一块黑面包，只有拳头大；一碗稀汤，只是热水里飘着几片烂菜叶和土豆皮。
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。
有人睡觉，有人发呆，有人小声说话。
谢尔盖说，去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后，新沙皇加强了控制，抓了很多人。
“但我们不会停，人民总有一天会觉醒！”
契诃夫只是听着，不说话。
他想起自己写过的那些讽刺小品，嘲笑官僚，嘲笑神父，嘲笑那些麻木的小市民。
那时候他觉得他的笔就是刀，能割开社会的脓疮；现在他知道了，真正的刀是铁做的，握在穿制服的人手里。
但他不后悔，他只是做了自己心中认为该做的事。
他只是担心家里，他想母亲，叶夫根尼娅·雅科夫列夫娜，那个总是忙碌、总是担忧的女人。
她身体不好，有风湿，冬天关节会疼。现在儿子被抓了，判了流放，她会怎么样？会哭吗？会病倒吗？
他想父亲，帕维尔·叶戈罗维奇，那个被生活压垮了的男人。
他酗酒，暴躁，但契诃夫知道，父亲心里还有一点骄傲——对儿子考上莫斯科大学的骄傲。
现在这骄傲碎了。父亲会怎么想？会觉得儿子丢了他的脸吗？
他想哥哥亚历山大。
那个永远醉醺醺的哥哥。他会照顾好家里吗？还是会变本加厉地喝酒，把家里的最后一点钱都喝光？
他想弟弟妹妹们，伊万、米哈伊尔，当然还有玛莎。
玛莎，他最聪明的妹妹。她会不会做傻事？会不会想办法救他？不，千万别！
契诃夫心里一紧，玛莎才十八岁，她什么也做不了。
他只希望她平安，希望她不要因为自己受到牵连。
奥克拉纳会不会去找家里的麻烦？会不会搜查房子？会不会把父亲也抓起来？
这些念头像老鼠，在黑暗里啃噬他的心脏。
他翻了个身，脸对着冰冷的砖墙，强迫自己想些别的事。
想医学院的解剖课，想那些骨骼、肌肉、血管的结构。
想他写过的那些故事，想那个打喷嚏溅到将军头上的小官员，想那个给有学问邻居写信的退伍军士。
文字。只有文字不会背叛他。
他在脑子里构思新的故事，关于这间牢房，关于这些人。
那个女教师，那个笑眯眯的胖子线人，还有谢尔盖，那个坚信人民会醒来的大学生。
如果他们都能活下去，如果有一天他能把这些写下来，如果能把这些都寄给索雷尔先生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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